公元710年，李隆基杀上官婉儿，出手极快，一刀封喉，政变刚结束，宫里血气未散，他就派人闯进上官婉儿住处，当场斩首。 那一夜，长安皇城内处处皆是血腥气。 当唐隆政变的刀兵之声渐渐平息，年轻的临淄王李隆基下达了一道冷酷至极的命令。 立即处死才名冠绝宫闱的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之死，来得迅猛而决绝。 政变成功的当天，禁军的铁蹄踏破了昭容所居宫殿的宁静。 没有审问，没有宣判，甚至没有给她整理衣冠的机会。 据传她当时身着常服，便被闯入的士兵当场斩首。 这位历经武则天、唐中宗两朝，执掌诏令枢密长达二十多年的宫廷核心人物，却草率的方式终结。 她的死亡，不是李隆基一时冲动的私怨宣泄，而是经过冷酷算计后的政治必然。 就在不久前，唐中宗李显离奇暴毙，其妻韦皇后联合安乐公主意图效仿武则天称帝，匆忙扶植了年幼的李重茂登基。 最终，引爆了李唐皇室的雷霆反击。 李隆基联手姑姑太平公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兵变，一夜之间血洗宫廷，将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尽数诛杀。 政变的表面目标看似达成。 清除了韦后势力，恢复了李唐正统，实则暗流汹涌。 李隆基以庶出皇子的身份靠兵变上位，其政治地位本身需要巩固。 而作为政变合作者的太平公主，实力和野心同样不容小觑。 更为关键的是，在这场血腥的权力更迭中，还留下了一个隐患就是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的身份太过特殊。 她并非韦后集团的死党核心，但其深厚的政治根基和复杂的政治履历，在剧变后的长安，使其存在本身即具巨大变数。 其一，遗诏风波的关键人物。唐中宗暴毙后，据史书记载，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共同参与了所谓的“遗诏”草拟工作。 这份“遗诏”中安排幼帝李重茂继位，睿宗李旦“参谋政事”。 这份诏书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完全没有提及在政变中担任实际策划和军事行动指挥的李隆基。 只要这份诏书存在，上官婉儿就可能成为质疑李隆基政变合法性的一个潜在“人证”。 其二，盘根错节的宫廷影响力。 上官婉儿绝非一个单纯的“笔杆子”。 自十四岁被武则天赏识，委以机要文书重任，她已在权力的最高层沉浮近三十年。 她深谙宫廷生存之道和权术运作，在武则天时期便得“女宰相”之称。 中宗复辟后，她依然位高权重。 其门下聚拢了一大批文人官僚，形成了一个隐形的政治派系。 这种深厚的人脉资源和在官僚系统中的威信，使得她即便不与韦后直接结盟，亦能在新朝中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对于靠非常手段上位、根基未稳的李隆基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其三，成为太平公主天然盟友的可能。 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在消灭共同敌人韦后时结盟，但政变成功后，同盟关系立刻转化为竞争关系。 太平公主实力雄厚，野心勃勃，史书明确记载她欲效仿母亲武则天“问鼎神器”。 而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私交甚笃已是公开的秘密。 两人既有共同的政治经验，又有私交联系。 若太平公主决心进一步扩大自身权势，甚至染指最高权力，智慧手腕俱在的上官婉儿，正是她寻求合作或倚仗的首选对象。 李隆基洞察此点，除掉上官婉儿，等于提前斩断了太平公主一条强有力的臂膀，削弱其潜在的争权力量。 因此，李隆基的决断并非源于个人好恶或对上官婉儿过往具体行为的道德审判。 她的才华、她的人脉、她参与起草那份关键遗诏的历史，甚至她与太平公主的密切关系，都使得她成为了新权力格局中一个极其危险的“不稳定因素”。 无关正义，只关存亡。 最终，上官婉儿被草草掩埋于长安西郊。 她的死讯并未在宫墙之外引起滔天巨浪，因为当时的长安，沉浸在更大的权力更迭震荡中。 然而其象征意义却极其深远。 她的陨落，连同韦后、安乐公主的覆灭，以及随后太平公主在与李隆基的决战中败亡自缢，标志着武则天时代以来，女性深度介入帝国核心权力中枢的时代彻底终结。 直至千余年后的2000年，考古学家在陕西咸阳国际机场附近意外发掘出上官婉儿墓。 墓志铭文清晰载明她的身份、才华、在宫廷中的重要角色以及与太平公主的密切关联。 沉默千年的石碑，成为这段血腥宫廷政治最有力也最沉默的见证者。 主要信源：（文献——《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