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谍王” 潘汉年正在家里和妻子用餐，可没想到突然一行人打破了平静，殊不知正是从此刻开始，潘汉年开始了长达二十二年的牢狱之灾。被带走时，他瞥见妻子打翻的菜碗里，鸡蛋羹正顺着桌沿往下流，像极了 1943 年在南京，从汪精卫府邸出来时，李士群汽车溅起的泥水，那泥水也曾这样顺着裤脚往下淌。

看守所的铁门上了三道锁，潘汉年坐在冰冷的木板床上，耳边总响起李士群的声音。那个汉奸头子说话时总带着一股香水味，1940 年在上海第一次见面，李士群就拍着他的肩膀说：“胡先生，咱们是一类人，都在刀尖上讨生活。” 当时他笑着举杯，心里却在盘算如何从这只老狐狸嘴里套取日军的动向。后来李士群被日本人毒死，消息传来时，他正在整理从李士群那里弄来的情报，忽然觉得少了个获取情报的重要渠道，心里空落落的。

审讯员反复追问与汪精卫见面的细节，潘汉年望着墙壁上的斑驳痕迹，想起那天客厅里的摆设。汪精卫坐在铺着白绸的沙发上，手指上的玉扳指反射着冷光，说的话像棉花一样轻飘飘，却句句藏着试探。他当时顺着对方的话往下说，眼睛却在快速扫视房间里的文件柜，记住了那些贴着 “绝密” 标签的卷宗模样。离开时，门口的卫兵搜身特别仔细，他藏在袖口的小纸条差点被发现，那上面记着汪精卫提到的几个日军将领的名字。

1960 年搬进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潘汉年每天都会在固定时间望向窗外。那扇小窗正对着一棵老槐树，让他想起上海情报站的老张。老张负责电台工作，总爱在槐树下调试设备，1942 年日军 “清乡” 时，为了保护电台不被发现，老张抱着机器跳进了黄浦江。如今这棵槐树的枝叶也快够到窗户了，不知道老张的家人是否还在上海，是否还记得那个总在槐树下忙碌的身影。

放风时看到年轻的看守，潘汉年总会想起 1939 年刚参加情报工作的小林。那孩子才十八岁，第一次接头时紧张得手心冒汗，把情报塞给他就跑，差点撞翻路边的货摊。后来小林在一次行动中被捕，宁死不吐露半个字，最后被日军活埋在郊外。每次想到小林，潘汉年就觉得自己这点苦难算不了什么，至少他还活着，还能等待真相大白的那天。

1963 年与妻子董慧见面，她带来了一包家乡的茶叶。冲泡时的香气让他想起 1947 年在根据地的日子，当时陈毅将军来看望他们，带来的就是这种茶叶。陈毅喝着茶说：“汉年啊，你们在前方获取的情报，比战场上的炮弹还管用。” 如今茶味依旧，陈毅将军却已不在，而自己也成了被审查的对象，世事的变化总让人措手不及。

牢房里的夜晚格外漫长，潘汉年常常想起那些在隐蔽战线并肩作战的同志。有负责交通的王大姐，每次都把情报藏在发髻里，穿过日军关卡时镇定自若；有在伪政府任职的老周，冒着全家被灭口的风险，提供了无数重要军事情报；还有很多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只留下一个代号，却用生命践行了对党的忠诚。这些面孔在他脑海里一一闪过，像星星一样照亮了黑暗的牢房。

1975 年转到湖南农场，潘汉年和其他劳改人员一起下地干活。有个曾经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的老者，知道他是 “谍王” 后，总缠着问当年怎么在上海混进日军情报站。他笑着说：“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把他们当自己人，也把自己当他们的人。” 老者听不懂这话，他却想起 1941 年扮成日本商人时，为了不露出破绽，硬是学会了用刀叉吃生鱼片，那段日子，连做梦都在用日语说话。

1982 年平反回到北京，潘汉年走进当年的住处，看到书架上还摆着他离开时没带走的《共产党宣言》。那本书的扉页上有陈毅的签名，是 1949 年上海解放时送给他的，上面写着 “为了信仰，永不褪色”。他摸着那行字，忽然想起 1955 年主动向陈毅坦白与汪精卫见面的事，当时陈毅听完后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你啊，总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 如今想来，不是事情简单，是那个年代，忠诚有时候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晚年的潘汉年喜欢在胡同里散步，看到孩子们在阳光下奔跑，总会停下脚步。有次一个孩子问他：“老爷爷，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他笑着说：“我以前是个送信的。” 那些藏在各种伪装下传递的情报，不就是一封封通往胜利的信吗？1988 年他的骨灰撒进黄浦江，江水一路向东，经过他曾经战斗过的上海，经过那些牺牲的同志长眠的地方，仿佛在告诉他们，信送到了，胜利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