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毛主席约谈陈云一个小时，22天后陈云婉拒开会。提出：自己的心脏功能很差，体力也极其衰弱，请求不参加北戴河工作会议。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1962年，中央办公厅的一封信被送到毛主席的案头，落款人是陈云，那是一封请假信，写得简短而坚定。 理由只有一句：心脏不好，体力不支，难以参会，毛主席看完没有表态，只是放下信后沉默了许久，三天后，北戴河会议召开，整个高层正为农业方向的调整做最后决策。 陈云的缺席让在场的每个人都看在眼里，没人提，但心里都明白，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养病”，事实上，陈云的身体确实出了问题。 他从1959年后心脏情况逐渐恶化，经常胸闷气短，医生多次劝他减少劳累，但他不肯停下来，近几年几乎没有间断地下乡调研，不是走访省市干部，就是住进最贫困的农村。 他拒绝随行医生陪同，不愿带行李，更不在干部食堂用餐，他总说一句话：“要知道百姓吃了什么，得先自己吃一口。” 他去过的地方，有不少人几年没见过省里领导，可陈云却拎着旧包，一户一户敲门，一口水、一碗饭都跟老乡坐在炕上一起吃，有人劝他休息，他说自己这颗心，不能歇。 早在1961年底，陈云在湖南、湖北一带调研时，发现不少地方粮食依旧吃紧，甚至有返贫迹象，他连夜整理了几十页材料，统计各地产量、征购数和村民实得口粮。 他清楚看到一个问题：即使没有灾荒，只要征购机制和集体化不变，农民的吃饭问题始终无解，那时候他心里已经有了打算，但他知道这话不能轻易说。 等到1962年初，他用了几个月时间写成一个简报，内容很直接：建议尝试在特定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他并没有使用“单干”“解体”这样的敏感词，而是强调自愿、试点、监管。 他的态度明确，不是全面否定集体化，而是提出一条现实出路，他知道毛主席不可能轻易接受这样的建议，但他也清楚如果现在不提，农民的希望就会彻底落空。 这份建议是他亲自送去的，他没有事先打招呼，只带了最核心的几页数据资料，送到毛主席手里后他没有留下多话，回到自己的住所。 几天后，他开始发烧，医生检查后说必须卧床休息，他躺在床上只让秘书去问一句：报告有没有回音。 直到那天，他收到了北戴河会议通知，他知道自己去了，也不过是再重复那几句话，他清楚毛主席已经作了决定，也知道这个时候再去辩论不会改变什么。 他没有指望能在会议上形成多数意见，只是想用请假这件事表明自己的态度，毛主席收到请假信后，并没有大发雷霆。 只是看着信纸许久，随后交代工作人员，每天将会议资料原封不动送去陈云的住处。他甚至叮嘱：“哪怕他不来，也要让他知道每一条决定。” 从那天起，陈云每天都收到厚厚一摞文件，秘书本想帮他整理，但他拒绝了，那些会议纪要、政策草案、各地总结报告，他一页页翻看，用红笔标注重要部分，边角处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注解。 批注中不乏尖锐之处，尤其在某些有关粮食统筹、生产指标的文件上，他直接写下：“不实”“不可行”“重复错误”。 他还在资料空白处附上自拟数据模型，列出某地区包产到户试点可能带来的增收趋势，细致到人均分配、口粮保障、征购比例等具体指标。 每一份批注整理完后，他不等人来取，直接让秘书送回中央办公厅，毛主席收到这些批注，并没有立刻回信，可没过几天，他让刘少奇、周恩来等几位核心成员一起看了这些材料。 会上，毛主席没有发火，只是点了一支烟，看完后说了一句：“陈云不出声，比谁说得都响。” 虽然会上最终仍决定继续坚持集体经济主线，但同时也通过了一个附属建议： 允许部分困难地区探索自负盈亏的生产责任制，这个模糊的表述，是陈云批注中反复提到的关键点之一，他没有出现在会议现场，但他留下的痕迹推动了一项实际调整。 会后毛主席私下指示办公厅：“继续把文件送去，直到他说不看为止。”陈云没有拒绝，他照样批注，只是更多时候开始加上一些具体建议。 1963年初，一些省份开始默许生产队内部“小包干”制度试点，虽然没有明文授权，但中央对这些做法不再纠正，甚至有些地方得到了额外资源支持。 陈云的那些建议从未被公开承认，却开始在基层逐步生效，后来，有干部说：“他这人不动声色，却能把一道门悄悄推开。” 1963年底，他全面退出一线工作，那年春节，他没有回老家，也没有参加大型活动，只是一个人在屋里整理那一摞摞会议材料，他说：“我能看，就还要看。” 多年以后，包产到户正式成为国家战略时，很多年轻干部已不知道，这项制度的雏形是从一纸请假信开始的，而那封信只是陈云表达沉默抗议的方式。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简史》2021年版第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