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亲自下令枪毙的刘青山，其子不敢报考清华，最后去了哪里 “1965年6月，真不填清华？”北京石油学院招生办的小屋里，老师再问。对面少年低头拧着笔帽，“不了，我就想学石油。”灯泡晃了一下，墙上的挂钟指向下午三点——一句轻轻的“不敢”，把屋子里剩下的话都堵住了。 少年名叫刘铁骑。分数线轻松越过清华，可他刻意绕道，选择了北京石油学院。这不是少年气的任性，而是出于本能的回避。三年前，他第一次填表时写在“父亲职业”一栏里的四个字——“被判处决”——让班主任沉默了整整一分钟。冤不冤？不冤；疼不疼？很疼。刘铁骑明白，哪怕时代在往前走，父亲刘青山的名字依旧是热烙铁，谁碰谁烫。 刘青山曾是冀中平原最知名的“穷苦孩子”。1931年，他在家门口的小学操场举起右手，加入中国共产党。游击战、地道战、反“扫荡”，他的名字一度和“传奇”连在一起。老乡说，刘青山那时穿着打满补丁的衣裤，冬天只靠两块砖头取暖。当年没有人想到，这个吃窝窝头都嫌烫手的青年，会在胜利后沉醉在西餐的奶油味里。 1949年9月，他进天津，当上地委书记。任命电报刚贴上公告栏，刘青山就病了，理由是“战时劳损，需静养”。静养地点距离地委大院十五分钟车程——马场道18号小洋楼，镂花玻璃门口立着两尊石狮。邻居私下叫它“刘公馆”。洋楼里最忙的是厨师。冬天要现割韭黄，饺子得吃到韭菜味却看不见韭菜叶；补汤每天换花样；一周两次从上海空运海鲜。门卫听见主人常说一句话：“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点怎么了？” 享受从来不是原罪，贪婪才是。1950到1951年，两年间，账本上挪走的数字堆成小山。旧币一亿八千四百万，换回现实就是防汛专款被掏空，救济粮被倒卖。更刺眼的是“治河民工扣粮”，几千名挑土工连稀饭都没得喝。有人在秋夜里饿晕滚进河沟，再也没起来。街头谣言满天飞，刮到北平，又刮回石家庄。河北省委派出调查组，刘青山却揣着外交护照随青年代表团外访。糖衣炮弹击中的人，笑得最甜。 1951年12月6日，国民外交礼服还挂在衣架，河北公安厅的人敲响洋楼。张子善先被捕，刘青山随后落网。面对几十页的调查材料，他狡辩了十分钟，嗓子嘶哑，再没说话。案件报到中南海，毛主席眉头深锁。七届二中全会那句“糖衣炮弹”刚讲过三年，警示信号仍在回响。主席批示：“即时枪决。”没有拖泥带水。 1952年2月10日，保定东关校场，数万群众围在刑台外。宣判完毕，刘青山用力扯住警戒绳，哭喊：“把我尸体带回去，屋里那几只皮包是公家的！”枪声两响，尘埃落地。层层人群里，有人高喊“好！”也有人悄悄掉泪。老战友李克才拽住棉帽，喃喃一句：“当年一起打鬼子，怎么走成这样？”风吹过，没人回答。 人死账清，可债留在人间。处决那年，刘青山的三个儿子最大的七岁、最小还在襁褓。中央、华北局、河北省委联合决定：对孤儿每人每月供给小米折价十五元。别小看这笔钱，1953年，石家庄职员月供也就二十来斤小米。只是，这份照顾救得了填肚子，却救不了童年的目光。刘铁骑第一次在学校听见“刘青山”三个字时，只觉得耳膜发炸：“那是坏蛋！”同桌喊得比铃声还响，他还没懂什么叫“坏”，却已本能地想捂住耳朵。 母亲范勇改嫁后，兄弟三人分散。刘铁甲、刘铁兵由叔叔刘恒山带回南章村。自然灾害最厉害的那几年，粮食一紧张，全家只能喝玉米糊糊。刘恒山咬牙：“先紧着孩子。”县里发放补助，又省出几斗谷子。熬过冷饿，兄弟三个的性格完全不同：大哥沉稳，喜欢钻书本；二哥能吃苦，力气大；三弟最活泼，常嚷着要当兵。 高考恢复前夜，刘铁骑靠着自学，捧回一摞满分试卷。清华招生简章他读了不止一次，却始终挪不开那层心理阴影。若说迷信也好，谨慎也罢，他赌不起。北京石油学院递来录取通知书，他把信纸抚平——上大学，是与命运“和解”的第一步。有人质疑，他就开玩笑：“油田也需要人，地底下不长流言。” 1970年毕业，分到抚顺石油一厂。白班黑班连轴转，他没有丝毫怨气。工友私下议论他的身世，他笑一笑：“我爸是我爸，我干好我的活。”三年后调回廊坊，和同乡刘继先登记结婚。岳父母起初犹豫，女儿力挺：“只看他这个人。” 这桩婚事成了乡里佳话。两口子挣钱、盖房子、生一双儿女，小日子像钻井一样，一米一米往下打，却越打越稳。 二弟刘铁甲，1976年管道局招工。刘铁骑帮着填表，兄弟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刘铁甲成了石油管道工，几年后调华北油田输油公司，日晒雨淋中练出一副好身板。最让他自豪的不是工资，而是出勤率：“我没耽误过一班。” 朴实得像井架上的螺丝。 三弟刘铁兵因为父亲案底，参军梦折在政审关口。县政府联系曲阳煤矿，让他顶班进厂。1990年代，他回安国种药材、打理自家四间瓦房。孩子取名都带“山”字，他说这是告诫：“山再高，也要脚踏实地往上走。”听来土，却是肺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