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多名地下党员因越狱失败被拉去枪毙，走不动在途中被枪毙，仅有4人走到目的地，敌方军官却突然说：“同志们，大家辛苦了。” 地牢里，刺骨的寒气裹挟着绝望。 三十多名地下党员的脸上新旧伤痕交错，而外头的炮声隐约可闻。 解放军的脚步声似乎越来越近，可对他们而言，时间正飞速流逝。国民党政权垂死挣扎下的疯狂镇压，正把无数被捕者推上刑场。 金沟区区委书记黄益民睁开眼睛，与区长于长哲交换了一个沉重的眼神。 不能等了，必须拼死一搏。 最终，他们把三十多位同志分成三个行动组。 身手最利落的郭广富带领第一组，负责制服看守夺取武器。 黄益民亲自指挥第二组制造混乱。 于长哲则带领第三组，任务是解救伤员组织撤离。 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一个看似寻常的暗号上，由蒋庆红唱响一段京剧《萧何追韩信》。 计划选定在深夜十一点行动。 那晚，地牢里的蒋庆红清了清嘶哑的喉咙，刚唱出那句“千岁爷休得要放悲声”，一道刺眼的探照灯猛地劈开了地牢的黑暗。 “不许动！” 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厉喝和拉枪栓的声响，大批全副武装的敌军用枪口瞬间将狭小的牢房堵死。 而叛徒柳家兆那张苍白扭曲的脸在士兵身后一闪而过。 这个贪生怕死的软骨头，为了自己的生命竟然提前将整个计划和盘托出，出卖了战友。 核心成员黄益民、郭广富、蒋庆红等十二人，被单独提出牢房，进行审问。 审讯室里，他们却始终撬不开任何一个人的嘴。 敌人恼羞成怒，最终决定将他们押赴城郊张家庄刑场，立即枪决。 1948年的12月，那个冰冷刺骨的冬夜。 十二个被折磨得几乎不成人形的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士兵的刺刀驱赶下，走向了城外的死亡之地。 女党员高春兰脚踝上的溃烂伤口深可见骨，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刚出城门不远，巨大的疼痛使她重重摔倒在地。 一旁押送的士兵举枪便要当场“解决”，领队的军官张我疆抬手制止。 这位黄埔五期出身的国军上校沉默地扫视着这支走向毁灭的队伍，目光最终落在高春兰身上。 他挥了挥手，示意两名士兵将她拖离主路。 几声空洞的枪响随即传来，宣告着又一名同志的“终结”。 一路上，体力不支瘫倒下去的同志接二连三。 每一次，张我疆都如法炮制。 走到张家庄那片荒地的时，原本长长的十二人行列，只剩下黄益民、郭广富等四人。 当士兵们准备行刑时，黄益民闭上眼。 然而，预想中冰冷的枪口并未抵上后脑。 张我疆走到他们面前，出乎意料地命令士兵：“松绑。” 四人的脸上写满困惑与警惕。 而张我疆的目光在他们坚毅却疲惫的脸上扫过后，声音低沉而清晰：“各位受苦了。” 他停顿了一下，眼神复杂难辨，“都是中国人，你们走吧。往东，走小路。” 这句话让他们难以置信地对视一眼，最终求生的本能压过了巨大的惊愕与疑惑。 他们不敢有片刻迟疑，甚至来不及思考这究竟是陷阱还是奇迹，四人用尽力气，跌跌撞撞冲向小路。 留在原地的张我疆凝视着他们消失的方向良久，才缓缓转身，命令士兵收队。 没有人知道，那些被“处决”于途中的同志，枪响时子弹全部射向了天空。 高春兰和其他几位倒下的同志，早已被张我疆事先安排好的可靠士兵悄悄转移到了安全地带治疗。 一次精心策划的“假枪毙”，在那个夜里，救了多条生命。 侥幸生还的黄益民等人，迅速扎入革命的土壤。 凭着对高邮地区地形和敌情的熟悉，他们很快重新联系上了组织。 黄益民被任命为高邮县委城工部长，继续在隐蔽战线与敌人周旋。 然而，他们心中始终盘旋着一个巨大的疑问。 在那个生死悬于一线的刑场边缘，那位国军上校为何甘冒奇险放走他们？ 这个谜团，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无从解答。 新中国成立后，镇反运动席卷全国。 昔日的国军军官张我疆未能幸免，被捕入狱。 当消息辗转传到已是地方干部的黄益民等人耳中时，那段尘封的寒夜记忆骤然清晰。 没有丝毫犹豫，黄益民、郭广富等当年幸存的四人，联名向当地政府详细递交了证明材料，字字句句陈述着1948年冬夜张家庄刑场边发生的惊人一幕。 这份材料，最终送达了审判席。 政府经过内查外调，确认了事件的真实性。 1952年，张我疆被宣告无罪释放。 2003年春天，高邮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意外发现了一卷用蝇头小楷工整书写在泛黄宣纸上的手稿。 首页写着《狱中记》，署名正是已故的黄益民。 这份从未公开过的珍贵回忆录，以当事人的视角，详细记录了1948年高邮监狱中那次悲壮的越狱策划、叛徒柳家兆令人齿冷的告密细节、酷刑下的坚守以及走向刑场的沉重步履。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个刑场寒夜发生的奇迹转折。 战争的血腥与仇恨终将在岁月长河中渐渐沉淀，而人性深处那点幽微的善念，终究未曾彻底沦为仇恨的囚徒。 主要信源：（江苏省档案馆馆藏——《黄益民狱中记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