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一对夫妻生了11胎全是女儿。丈夫眼看妻子生不出儿子，无奈决定放弃，谁料，1996年妻子47岁时，竟然又怀上了第12胎，夫妻两人犹豫不决，到底是生还是不生呢？该事引发持续关注。 腊月二十三，临汾浮山县，高家小院里烧着锅炉，院门咣啷一声响，李玉珍从灶台那边一回头，看到高海贵手里举着个皱巴巴的B超单子，脸色不太好看，嘴角抽着。她那会儿已经四十七了，肚子里还揣着个，这不是吓人么。 “又来？”她一只手拍了下围裙，“我这身体还扛得住吗？” 高海贵没回她，眼睛盯着炉火，半晌冒出一句，“医生说胎动挺正常。”但他声音发虚。 这事全村谁不知道，她已经生了十一胎，全是闺女。光坐月子就坐了快一年，年年有人来给她送红鸡蛋，送得人都不好意思了。 村里人都议论，说李玉珍就是铁打的身体，“别人一胎就夸神，她这都打出全套兵马俑了！”有个姓曹的老汉还说：“她家不生儿子不是没孩子，是太多。” 高海贵那几年在煤矿上班，一个月七八十，脊梁骨常年黑的，连他娘都认不清。他话少，但一喝酒就红着脸叨叨：“我不是想多生，是……是没个带把的，咋整？” 李玉珍倒不是特在意，她说闺女不也能孝顺，可一到过年，看亲戚家儿子放鞭炮、烧香，连高家的大门都懒得进，她就有点不服。 那年冬天，她是摸着肚子过的，冷风钻进屋，她晚上睡觉得塞三床被。十一个女儿里，大的去厂里打工，小的还拉鼻涕，没人知道她这次是怕了。 腊月二十九那天，她大女儿高美玲悄悄说：“妈你别折腾了，别人生你都当命，我们……我们怕你真哪天不起来。” 但她还是生了。 正月初八凌晨三点，高海贵蹲在县医院走廊，烟头掉了仨，没抽完一根。医生出来的时候，他腿一软，一屁股坐地上。 “是个儿子。” 那一刻他没吱声，隔了两秒猛地站起来，一脚踢在墙上，大吼：“儿子！儿子！”声音震得护士都愣住。他回头看李玉珍，眼圈红得像抹了辣椒油。 孩子起名叫高浩珍，取“浩大来之不易”那意思。刚抱回来那天，家里连蛋都没几个，李玉珍硬是让小女儿上树掏了个鸟窝，弄了点蛋汤给儿子润口。 但有儿子不等于日子就轻松，恰恰相反，那一年家里穷得连白面都是奢侈品。高美玲当时刚上初中，直接撕了书包上的名字标签：“我不读了，去砖厂，八块钱一天，也够喂一口人。” 李玉珍哭着拽她：“你别学我，女人也能过出样。”她不听，头也不回地走了。 接着一个个女儿跟着走，有的去县里餐馆端盘子，有的去裁缝店缝扣子。谁问她们为什么都出去打工，她们嘴都不硬：“我们家人多，钱不够用。” 1998年冬天，高浩珍烧到了39度7，眼珠子都翻白了。卫生所打吊瓶时，高美玲穿着薄棉衣站门口守了一夜。她回家后把攒了小半年想买棉鞋的钱掏出来：“买药吧，冻死我都行，不能烧坏了他脑子。” 家里从那以后多了个共识：这个弟弟，不能有个闪失。 小浩珍上小学那年，几乎每天换个姐姐接送。有次大雪封村，二姐高美琪抱着他翻过两道沟，那裤腿冻成了冰棒。 “弟弟先读出来，咱们再说自己。”这是高家的统一说法。 到2005年，姐妹们年纪都不小了。高美玲28岁，媒人来找她，她把人送门外，说一句：“浩珍还在读书，我走不开。”那男方家说她是老姑娘，她笑笑：“老姑娘也能挣钱。” 2015年她从广东回村，拎着两个蛇皮袋，全是旧布料。“开厂！”她站在自家院里拍着桌子喊。 “别再出去给人家扛麻袋了，咱们姐妹自己干。”那年起，十一个姐妹，有九个回来了，办起了个小代工厂，机器轰隆，屋子里炕都撤了，换成裁剪台。 高浩珍大学毕业那年，拎着行李回村探亲，第一件事是把工资卡拍李玉珍手里：“妈，你收着。” 后来他说要在县城买房，首付四十万，贷款批不下来。他没开口，他不敢。但十一姐妹聚在一起开了个“大会”，每人往桌上一摞钱。 “别废话，你是我们弟。” 大姐拿出四万八，二姐说那是她要留着生孩子的钱，三姐四姐没多说，一人三万，五姐六姐凑的零钱摞起来能当砖垒墙，最小的十一妹工资刚发两月，也掏了一万五。 “浩珍要结婚，我们得给他个家。”没人觉得这是牺牲，她们说是本分。 婚礼那天，浩珍跪下给每个姐姐敬茶，话到嘴边全变成了哽咽：“你们……你们是我命里最好的贵人。” 现在高家院里停了辆新车，面包车还跑着活儿。屋子翻修了，墙上挂着全家福，十一个女儿围着老俩口站，浩珍站最后面，笑得最憨。 村里人现在提起他们，说的是一句：“当年你们嫌她没儿子，现在看看人家姑娘个个顶天立地。” 高海贵听见这话，总是呵呵笑着抹一把脸：“我真后悔那会儿老想着个男丁……养女儿，不丢人，是真香。” 央视《焦点访谈》2021年"新时代农村家庭变迁"专题节目 山西日报2023年"乡村振兴中的家庭故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