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教员主张打打鼓场，所有人都反对，他的意见没有人听，因为无最高决定权。 大晚上，教员又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说服了，最终同意了，才采用教员的方案。 当然，还是打输了，不过战术输了战略赢了。 而教员取得军权，是因为周恩来生了一场大病，当时还是陈赓去山上取冰来给敷上，否则真的很危险。 那一次病了，教员一直是周恩来的军事辅助者，病了后无法工作，教员就取得了实际上的军事决策权。 只是，周恩来为人低调，病好以后也从来不争，甘愿辅佐教员上位。 对比很多为了个人名位争取夺利的人，这一点真是很难得。 遵义会议，教员取得了最高领导权，应该是他的秘书后来有一次定义的，然后成为共识。 秘书淡化了周恩来作为军事最高决策这段历史。 但教员本人是知道的，有一次坐在那等周恩来，大概是其会议没结束，这很难得，以教员的身份地位能坐等一个人。 教员跟周围的小同志闲聊。 周围所有人都不知道周恩来的军事贡献，而教员则抱不平：“知道南昌起义吗，实际上的指挥就是总理！” 周围人震惊。 因为，周恩来为人太低调了，似乎永远不争权夺利，组织原则性强，不宣传突出个人。 以至于建国后，民主选举都没当选成什么职务，还是教员提议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 太低调了。 后来，尼克松形容文革时候的周恩来，说他总是小心翼翼把聚光灯对准教员，自己则甘愿在阴影里。 这说的好像是周恩来怕教员一样。 其实不是，在这之前，周恩来在权力地位比教员高的时候，他也愿意倾听教员的意见。 周恩来就是认真理，而不计较个人权力地位。 各位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遵义会议选举张国焘为党内军事最高决策者，那就不得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