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杜聿明重病，郭汝瑰前去探望：“你明知我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揭发我呢？”杜聿明闻言，苦笑一声：“我揭发了，但蒋介石不信啊！” 郭汝瑰生于1907年，四川铜梁人，家里不算富裕，父亲是个老秀才，爱读史书，闲暇时常在街头巷尾议论军阀混战。郭汝瑰小时候跟在父亲身后，耳濡目染，对社会不公有了初步认识。1925年，他考进黄埔军校第五期，军训场上挥汗如雨，课余听教官讲革命道理，渐渐萌生进步思想。1928年，他在四川做营长时，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时庄严肃穆。没多久，因部队整编，他与组织失去联系，被派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抗战爆发后，他回国参战，淞沪会战中指挥部队死守阵地，亲自搬运弹药，激励士兵。1945年，他在重庆通过旧友任廉儒重新联系上中共地下组织，开始以隐蔽身份传递情报。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案牍前拟定作战计划，暗中为解放军提供关键情报，特别是在淮海战役中作用突出。1949年，他在四川宜宾率部起义，公开回归人民阵营，之后投身新中国建设。 杜聿明，1904年出生在陕西米脂，家境清寒，少年时在村塾读书，课余翻看《新青年》，立志从军。1924年，他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参与北伐，作战勇猛，军刀常握在手。抗战期间，他指挥昆仑关战役，重创日军，名声大振。解放战争中，他出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负责指挥淮海战役，却因战略失误被俘。1959年获特赦后，他在全国政协做文史工作，撰写回忆录，记录战争经历。晚年身体渐衰，1981年病重住院。 杜聿明对郭汝瑰的怀疑始于1940年代。他曾到郭汝瑰家中做客，见其生活简朴，家具陈旧，远不像国民党军官的奢华作风，顿生疑虑。淮海战役期间，郭汝瑰作为作战厅厅长，提交的作战计划常让杜聿明觉得有漏洞，部署似乎总被解放军预判。杜聿明曾在徐州“剿总”会议上提出“反间计”，故意泄露假情报试探敌方反应，险些让郭汝瑰暴露。他还向蒋介石报告，指出郭汝瑰清廉异常，疑为共产党，但蒋介石听后只挥手驳回，认为无凭无据。郭汝瑰的隐蔽工作之所以未被揭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他隶属陈诚的“土木系”，是“十三太保”之一，深受陈诚信任。陈诚护短，曾有人指摘郭汝瑰思想偏左，陈诚却说年轻人就该有点左倾思想。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等国民党高层也欣赏郭汝瑰的才干，蒋介石甚至对其直言犯忌的话都能容忍。杜聿明虽是黄埔系将领，但在派系斗争中常被边缘化，他的意见很难撼动陈诚等人的支持。1948年，杜聿明反对郭汝瑰出任作战厅厅长，却被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否决。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严重，杜聿明深知揭发无果，只得作罢。 郭汝瑰的隐蔽身份在国民党内部从未被确凿证实。他在重庆时，生活清苦，家中仅有一台旧收音机和几件旧家具，日常穿着朴素，远不如同僚奢靡。淮海战役中，他传递的情报直接影响战局，比如国民党部队调动计划、后勤补给线等关键信息，都被他以隐秘方式送出。杜聿明的“反间计”虽让他一度陷入危机，但他沉着应对，调整情报传递渠道，确保工作继续进行。国民党高层对他的信任，成了他最大的保护伞。陈诚曾在会议上公开称赞郭汝瑰的作战计划，认为其深谋远虑。蒋介石也曾召见郭汝瑰，讨论战略时对其直言不讳的风格颇为赏识。杜聿明虽精明，却因缺乏证据和派系掣肘，始终无法动摇郭汝瑰的地位。 1949年，郭汝瑰在四川宜宾率部起义，结束了他的隐蔽生涯。起义后，他回到四川，担任川南行署交通厅长，负责修路架桥，亲自翻阅路网规划，整理文件到深夜。随后，他调至南京军事学院任教，课堂上讲解战术，板书一丝不苟。晚年，他定居成都，家中书架摆满兵书，经常埋首撰写军事论文，偶尔与老友喝茶闲聊，回忆战争岁月。1997年，他在成都街头遭遇车祸，抢救无效去世，享年90岁。 杜聿明被俘后，接受思想改造，1959年获特赦，定居北京。他在政协文史办公室工作，翻阅档案，撰写回忆录，记录抗战和解放战争的亲身经历。日常生活中，他常步行至办公室，手持一叠资料，偶尔在公园与老友交谈，衣着简朴。1981年5月，他因病去世，享年77岁，留下了复杂的历史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