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国民党的高官，被称为“白色恐怖中的刽子手”。可就在新中国开国大典这天，他不仅没被追责，反而成了受邀嘉宾，站在了共和国的权力中心。这个人叫杨虎。十年后，他的结局却来了个急转弯——1959年，他被判处死刑。

杨虎，本名胡懋廉，出生于1889年安徽宁国。出身贫寒的他，少年时弃笔从戎，投身革命。早年参加了辛亥革命，跟随孙中山辗转南北，被称为革命军的“铁骨老将”。北洋政府时期，他多次参与讨袁、讨段的战役，在国民革命军中逐步升迁，一度成为蒋介石的左膀右臂。

但进入1927年后，杨虎的人生轨迹彻底转弯。随着“宁汉分裂”爆发，蒋介石下令清共，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彼时身为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带头执行命令。一天之内，数百名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被捕、被枪决。他命令秘密处决、夜间丢尸，血腥程度震惊各界，成为白色恐怖的核心人物。

历史记得他的狠，也记得他之后的“转向”。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虎转任军事委员会要职，公开支持抗战，暗中恢复与共产党之间的联系。1949年前夕，他甚至安排人员暗中帮助部分共产党人离开南京，被认为在转型。

这个阶段，他身份复杂、立场反复，但与共产党之间并非完全敌对。在南京解放前夕，他向地下党表达“愿意归顺”的态度。或许正是这个举动，为他赢得了十年的“缓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杨虎做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向中共中央表达归顺意愿，自请南下。考虑到其历史功过参半，中共内部经过讨论，决定先“利用、观察、再评估”。

10月1日，他站在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身边是林伯渠、贺龙、朱德，他这位“旧军头”出现在人民政权的顶层，令不少熟悉他往事的人错愕。但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他曾反蒋，有归顺表现，在抗日时期也有实绩。

新中国成立后，杨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参事，还成为全国政协顾问、地方文史研究馆成员。他穿中山装，出席会议，发表文章，成为“起义将领”的样板人物。政务院给他提供了优厚的待遇、安稳的生活。

可这段平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安静。杨虎虽受安置，却始终心怀不满。他想进中央，想当政协委员，更想恢复“杨将军”的荣耀。几次提出要求被拒，他的情绪开始失控。曾经的屠夫，内心从未真正放下过旧梦。

1958年，杨虎动了心思。他多次在亲友圈中发牢骚，说新政府对他“有利用没重用”，说自己“终究不被信任”。而就在这一年，他做了件惊人的事——写信给了蒋介石，还写给了日本前外相重光葵。

信中，他提出策反计划，建议台湾“由南向北”发起进攻，同时建议日本军队从东北方向夹击，共同收复大陆。他还承诺，自己可以在华北一带联络旧部，策动内乱，为国民党“收复大陆”打下内应基础。

信件通过天津日侨转寄，被邮局工作人员发现端倪——密封不规范、外包装异常。信被截获，交给公安部。情报部门对杨虎进行秘密调查，发现其与多位旧部仍保持联络，言语间屡次表达“思蒋情结”。

调查结果被上报中央，震动高层。中共中央决定，对杨虎秘密逮捕审讯。面对证据，他起初拒不承认，自称是给“亲戚写信”。可随着信件原件、笔迹、邮戳等一一对证，他终于垂头认罪。

这不仅是背叛，更是明目张胆地通敌。新中国刚过十年，正值“反特防谍”高压期，这种行为被直接定性为“叛国罪”。

1959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宣布杨虎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妄图勾结外敌颠覆政权，罪恶昭彰”。

缓刑两年执行，并非宽容，而是基于其年老体弱与长期未遂的客观情况。政府对他仍保留最后一分人道，但未给他任何“复出的可能”。

入狱后，他被允许在医院接受治疗。身体逐年衰弱，情绪极度低迷。他的名字逐渐被时代忘记。他曾登上天安门，也曾屠刀染血；他曾被视作英雄，也被钉上耻辱柱。

1966年，“文革”风暴未起之时，杨虎病逝于北京，终年77岁。他没有得到国家追悼，没有任何公开悼词。骨灰无人认领，被统一处理。他的故事，也就此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