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开国上将李天佑见女友家长，不料看到岳父，他才发现是熟人，不由得感叹说：原来是你呀！   1938年秋天，那时的李天佑刚从平型关战役下来，人还没完全康复，被组织安排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休养，那个地方条件简陋，人多床少，但他和警卫员被分到了一个里外套间，是难得的“好房”，他不多话，也不张扬，只想着赶紧养好身体，准备再上前线。   西安的夜晚冷得很，一场秋雨过后，办事处门口来了两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从国统区一路辗转到西安，是来投奔延安的女儿们，可办事处早就没床位了，连地铺都挤满了，李天佑听到动静，默默地把自己的房间让了出来，自己拿着草席和警卫员挤在外间地上，没说什么，也不让人张扬，第二天一早，他就接到命令要离开，连道别都来不及，他离开前只交代了一句，让同志们照顾好那对老人，之后他就去了苏联，开始了另一段更艰险的旅程。   那段归国之路比任何战场都难，他本来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是中共派去重点培养的军事干部，可国内局势紧迫，党中央决定把这些人紧急调回，李天佑和刘亚楼、卢冬生三人计划通过蒙古回延安，可乌兰巴托边界被日军重兵封锁，他们被迫滞留，在蒙古一耽误就是将近两年。   李天佑的性子不耐拖，他宁愿冒险，也不愿干等，他打听到一条小路，从蒙古西南方向绕过敌人的封锁线，能直通宁夏，再从宁夏回延安，这条路要穿过戈壁滩，没有人烟，也没有水源，他化装成蒙古商人，雇了当地的向导，准备了干粮、水袋，骑着骆驼出发，踏上这段生死未卜的旅程，戈壁滩上的风像刀子，白天热得像火炉，晚上冷得像冰窖，他们靠着一口废弃的井才捡回一条命，李天佑后来提起这段经历，只说了一句：“差点命都丢了，”   走出戈壁滩后，又碰上国民党的封锁线，回延安的路再次被堵，他只能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衣衫褴褛，形同乞丐，那时正值1943年底，西安的同志看到他，差点没认出来，可他的意志一点没被磨掉，反倒更坚定，几天后，他终于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毛主席看着他惊讶地说：“杨勇要当你副手？不简单！”不久，他被任命为343旅旅长，成了八路军的中坚力量。   李天佑回到延安后，一边养病，一边熟悉工作，那时他已经三十岁，身边战友大多已成家，组织上和老战友们也开始为他张罗对象，一个叫杜启远的名字开始在他耳边出现，她是延安医学院的高材生，1937年就参加了地下党工作，是“杜氏四姐妹”之一，在延安是出了名的才女，战友们觉得她和李天佑很配，一个有胆有识，一个聪慧坚定。   两人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李天佑不太会谈感情，但他讲战斗讲战友就滔滔不绝，杜启远喜欢听，也能提出见解，他们的交流不像是谈恋爱，更像是两个战友在讨论国家和战争，几次见面下来，两人渐渐有了默契，有一次，杜启远试探地提起想带他去见父母，李天佑点头答应，但心里却犯起了嘀咕，他担心自己太“粗”，怕人家父母嫌弃他是个“打仗的”。   于是那天，他特意洗了军装，带了点东西，忐忑地站在门口，当门打开时，老人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他看着李天佑，像是见到了一个久违的亲人，原来，这位老人正是六年前那个在西安深夜被他让出房间的老者，他们从来没忘记那件事，而李天佑却早已把这当成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眼前的情景，把两段看似无关的经历串在了一起。   缘分就是这样埋下的，他们的婚礼没有排场，也没有请多少人，1945年元旦，延安的杨家岭窑洞里摆了两桌饭菜，战友们凑了“李杜齐美”的祝福，组织送了两床红绸被子，婚礼简朴，却温暖得像春天，他们没有蜜月，李天佑很快又去了前线，杜启远依旧在后方工作，同时照顾家庭，战争没有停止，生活也不能停。   他们有四个儿子，日子过得紧巴，却从不缺温情，李天佑后来成为38军军长、第四野战军重要将领，他指挥了四平、辽沈、天津等战役，战功赫赫，但在家里从不摆架子，杜启远也是个有主见的人，她继续做科研、搞教学，从没因为丈夫的地位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儿子李亚明说，父亲虽然是上将，但从不大男子主义，母亲说什么，他都听。   1970年，李天佑病重去世，年仅56岁，那些年他太拼了，胃病、沙漠风沙、战场劳累，一点点消耗了他的身体，杜启远一直守着家，把孩子们拉扯大，她活到了2003年，85岁去世，两人最终合葬在桂林的尧帝园，回到他们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