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降格了！近期九三大阅兵举行在即，而中国对周边国家都发出了邀请，其中就包括韩国等国家。而韩国这次参加中国阅兵仪式的名单里没有其总统李在明，而是让其国会议长禹正植随团代为出席，这无疑是降低了档次。 这次韩国派国会议长禹正植代替总统李在明出席中国九三大阅兵，确实和2015年朴槿惠总统亲赴北京的规格形成鲜明对比。那年朴槿惠顶着美国压力，带着史上最大规模经济代表团访华，不仅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还与中方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把中韩关系推向“黄金期”。而如今李在明政府给出的理由是“日程冲突”和“外交对等原则”，但背后有不少深层原因。 其一，韩国新政府的外交策略正经历“实用主义”转向。李在明上台后提出“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均衡外交”，虽然强调改善对华关系，但更注重在中美之间走钢丝。他上任首月就与美日领导人通话，并在G7峰会期间明确表示“韩美同盟是外交根基”，这种姿态让他在对华高层互动上不得不有所保留。尤其是美国近期通过外交渠道提醒韩国“注意亲华倾向”，李在明在访美前选择派议长出席阅兵，更像是对美方立场的妥协。 其二，韩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也影响外交决策。尹锡悦政府因政治动荡被弹劾后，李在明新政府面临经济低迷、民意分裂等多重压力，亟需稳定国内局势。这种情况下，外交政策更倾向于规避风险，避免因高调访华引发国内保守派反弹。韩国国会与总统的权力博弈也长期存在，议长作为国会领袖，其出席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立法机构地位的彰显。 其三，中韩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仍未化解。尽管李在明表示要重启高层交流，但尹锡悦时期遗留的萨德系统升级、台海问题不当言论等争议尚未彻底消除。美方近期又要求韩国配合对华技术出口限制，这种外部压力让韩国在对华外交上难以完全放开手脚。相比之下，2015年中韩在反法西斯历史共识上的高度契合，为朴槿惠访华提供了坚实基础，而当前的国际环境已大不相同。 韩国此次派出的国会议长禹正植并非普通官员。他作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资深议员，在国会推动多项对华友好法案，某种程度上是韩国释放的“补偿信号”。 但在外交礼仪中，国家元首缺席、立法机构领导人代为出席，无论如何都意味着外交层级的降低。这种变化既反映出韩国在中美博弈中的艰难处境，也暗示着中韩关系尚未完全走出“冰冻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