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3岁叶剑英回梅县老家，叶剑英：我没有辜负乡亲们的期望 “1980年5月8日，我要回虎形村，哪怕拄着拐杖也得回。”叶剑英在北京寓所里，对随行医生低声交代。那一年，他整整八十三岁。 飞机落地兴宁机场后，他坚持自己拎包。工作人员想上前搀扶，被他挥手挡开：“乡亲们最怕我摆架子，我可不能坏了规矩。”一路颠簸进村口，只见满坡簇新的红旗，老人却只挑了一句：“旗子好看，回头别浪费，能留给学校做课外活动最好。” 会场里挤满了赶来探望的父老。有人悄悄递上自家腊肉，他摆摆手：“盛情我领，但这块肉还得留给你们过节。”随后，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乡亲们：“十年前我说过，活着就回来看看。今天站在这儿，我没愧对大家。”一句朴素的承诺，赢得一片掌声。 不少人不知道，这场“兑现”源自1970年的一次偶遇。那年他在福建前线听汇报，忽然谈及家乡：“梅县怎么样？我离开太久了。”同事劝他抽空回去，他苦笑：“任务一日不完，哪有功夫。”思乡的火苗从那天起没再熄灭，于是定下心愿——五年计划收官后必须返乡。 时间拨回1953年。叶剑英时任广东省主席，第一次以省里负责人的身份回梅县。别人陪他吃午饭，他却拽着县委干部逛菜市，从米价到布票，一项项问得极细。一个商贩说“布匹缺货”，他当即记下，回广州后拍板增加统配额度，还把“过磅秤准不准”写进整改通知。这种较真让乡亲们印象深刻。 1971年初，他二度返乡。车子兜进东门塘市场，街边还是泥巴路，他皱起眉头：“半个世纪了，这条路还没硬化？”随行人员解释经济困难，他没发火，只轻声叹道：“山都砍光了，还不修路，不行。”当晚他给地委留了三句箴言——干部要有长远账、要敢花力气、要多想法子。后来当地修通了第一条贯穿南北的水泥公路，老人给批示加了八个字：“交通通，百业兴，不是喊的。” 战场与家乡在他心里并没有冲突。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坐镇华南，又频繁赴苏联、越南搞外交。有人奇怪：“您忙成这样，还记得梅县哪条溪流？”他笑道：“不记得不行，小学课本第一篇就是那条溪。家里有清泉，走远路才不口渴。” 父亲的严苛同样落到孩子身上。长女叶楚梅回忆，1937年在广东第一次见面，刚喊一声“爸爸”，人就被送去延安的北方局招待所学习。后来，她被派往东北民主联军。零下三十度操练，她哭过，但想到临行前父亲那句“幸福的一代要撑得住”，就咬牙坚持。多年来，她最珍惜的是父亲写来的一封短诗：“红日正升，路途虽险，快追上先行的人。”简短，却像口令，时时在耳边响。 叶剑英的冷静身手，在长征时已显露。1935年9月9日夜，张国焘密令右路军南下，意图分裂红军。译电员误把电报递给了当时任参谋长的他。叶剑英心中一震，却面不改色，把电报塞进口袋，借口“查路标”冲进黑夜，摸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听完连声说：“好险，好险。”随后中央迅速北移，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局。多年后老帅提及此事，只哼了一声：“做该做的。” 新中国进入调整时期，他的日子几乎在铁路与会议室之间度过。北京市楼群拔地而起，援外物资一船船出海，可他仍频繁问起梅县中学扩招、山区造林、小水电站。“别光盯眼前收益，先把孩子教好，把山种绿，再谈票子。”这句话被地委干部写在本子首页，成为后来规划的开场白。 重返故里那几天，叶剑英照旧奔走不停：上午检阅篮球场的学生军乐队，中午钻进稻田与农户算收成，傍晚坐在简陋会议室讨论林业合同草案。有人提醒他注意休息，他把手一摆：“我今年八十三，心里急，怕讲慢了你们记不全。”到底怕谁？怕耽误乡亲的事。 离别时，他站在虎形村口，高声喊了一句客家话，大意是“要发家就得读书走路”。老人背影被夕阳拉得很长，乡亲们红了眼眶却没再挽留，因为他们懂，他不是离开，而是去替梅县走更远的路。 后来，“向山进军”“办小水电”“修铁路”的想法一一落地，合水水库与梅西水库并肩调水，县里的中学扩至二十余所，人均林木数翻了三番。乡亲常说：“老帅走得值，他没欠我们什么。”而回看那本1970年写下的备忘小册，扉页只有一句话—— “一切为了故土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