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谢晋元的遗孀向陈毅要了一个房子，陈毅就把吴淞路466号送给她，几天后，有人举报，她带了七八个年轻男子一起入住！   1949年的冬天，上海街头寒风凛冽，一位中年女子带着四个孩子站在吴淞路的一幢老房子前，衣服是洗得发白的旧棉袄，孩子们瘦弱的脸颊冻得通红，她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交给门房，那是写给新任上海市长陈毅的求助信，她不是为自己求人，而是想为一群曾经浴血奋战的老兵找一个栖身之地。   她叫凌维诚，是抗日将领谢晋元的遗孀，很多人记得她是名门千金，出身上海富商之家，自小学琴习画，能弹钢琴、拉小提琴，还能唱洋文歌，在那个年代，她是社交场上的亮眼人物，是穿着绸缎旗袍出入舞厅的“摩登小姐”，但战争让她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   1930年代初，她嫁给了年轻军官谢晋元，婚后，她随丈夫辗转各地军营生活，远离舒适的洋房和钢琴，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成为前线，谢晋元被派驻守重要阵地四行仓库，为掩护大部队撤退，带着五百余人死守数日，震动全国，此战结束后，他被迫撤入租界，日伪多次试图收买未果，最终于1941年被暗杀。   那时的凌维诚，已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正住在广东乡下的谢家老宅，谢晋元在送她南下之前，曾嘱托她照顾好家人，等战事结束再团聚，可这个预言从未兑现，噩耗传来时，她刚刚生下第四个孩子，一天之内，她从妻子变成了遗孀，从仰赖丈夫的女子变成了必须独自撑起一家人生计的母亲。   战乱年代的乡村生活极其艰苦，凌维诚脱下旗袍，卷起裤腿，学着下地种田，她从不会烧水做饭，到能砍柴担水、种菜养鸡，孩子们吃的是粗粮，她常把自己那份省给孩子，夜里还要教他们识字，她靠着记忆中学过的课程，用树枝在泥地上写字，让孩子们念书不至中断。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她没有太多喜悦，她知道，战争虽然结束，但生活的艰难并未就此停止，她带着孩子们踏上返回上海的路，想回到那个丈夫曾经坚守的城市，也想完成一个遗愿——找到那些曾与谢晋元并肩作战的战士。   她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启事，署名谢晋元之妻，告知旧部自己已回上海，消息一出，很快便有战士前来投奔，这些人曾是仓库里的“八百壮士”，但多年流亡，生活早已破败，有的在码头搬运，有的靠捡破烂为生，甚至有人露宿街头，见到他们时，凌维诚没有丝毫犹豫，尽自己所能给予帮助。   她把仅有的一些积蓄拿出来，购置粮食，搭建简易棚屋，张罗着让这些人吃饭、休息，她不想让他们再被遗忘，后来，她成立了一个叫“孤军服务社”的机构，组织这些有手艺的老兵做些工艺品、肥皂、袜子等，在租界废弃的房屋里开工坊，试图自力更生。   她也曾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求助，毕竟，抗战时期蒋介石和宋美龄曾对她承诺将来会照顾遗属，但她的请求始终未得到实质回应，得到的不过是“经费紧张”的推辞，有人劝她让这些老兵参加内战换取编制和安置，但她拒绝了，她说这些人是为国家而战，不该再卷入无谓的内斗。   靠着她的奔波，一部分老兵找到了生活出路，一些人被介绍到轮船公司、铁路警队工作，有的回乡种地，凌维诚还会自掏腰包给他们买路费，她从未以“将军遗孀”自居，总是把这些老兵当作自家人。   但好景不长，1948年起，内战再起，物价飞涨，她的粥棚难以维持，一些实在活不下去的老兵铤而走险，甚至发生了持械抢劫的事件，她收尸时，忍着泪水咬紧牙关，她知道，这不是他们的错，是这个时代没能给他们一个公道。   1949年，上海解放，她得知陈毅上任为市长后，鼓起勇气写信说明情况，希望新政府能为这些抗战老兵提供一个容身之所，很快，她收到了批复，市政府批准将吴淞路466号旧楼划拨给她和老兵们使用，免除租金和部分税费。   她带着孩子和几十位老兵搬入这栋老洋房，开始了相对稳定的生活，她的几个孩子也逐渐成长，长女在常州工作，次女当了护士，小儿子参军，只有长子因早年惊吓过重，精神状态不稳定，一直由她照顾，直到1970年病逝。   她始终没有放弃照顾那些幸存者，只要谁家有事，她总是第一个赶去帮忙，她还用自己早年的音乐知识组织合唱、排练节目，鼓励老兵们保持精神活力，她用最朴素的方式让这些人在战后废墟中重拾尊严。   晚年时，她经常独自一人前往虹桥墓地，那里安葬着谢晋元，她总带着一本旧笔记本，记录着仍在世的战友名字，每当有一人去世，她就在名字旁画一个红圈，她的笔记本上，红圈越来越多，她的背影也越来越佝偻。   1991年冬天，凌维诚去世，她被安葬在宋庆龄陵园，和谢晋元合葬，两块花岗岩墓碑相依而立，她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头衔，也没有掌声与聚光灯，但她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给无数个破碎的生命带来了一丝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