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吃过晚饭后，坐立不安的陈永贵，接到了开政治局会议的通知，立即想到了住在他隔壁的吴桂贤，对工作人员说：“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   吴桂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副总理。一个是农民的代表，一个是工人的楷模，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他们被推举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位。   然而，在这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紧急会议前夕，陈永贵的第一反应，不是思考会议内容，而是确保这位同样出身草根的战友不能落单。   那天晚上，玉泉山九号楼灯火通明。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宣布了决定。会议的气氛异常严肃，当需要与会者表态时，陈永贵和吴桂贤都毫不犹豫地举手表示拥护。   这场会议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当他们午夜时分回到住处，紧绷了多年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陈永贵与纪登奎、陈锡联等人兴奋地庆祝这历史性的一刻。   然而，对于陈永贵和吴桂贤来说，旧时代的落幕并不完全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启。他们是旧时代的符号，也是那个时代工农兵当家作主理念最生动的实践者。   陈永贵这个名字曾一度与大寨精神画上等号。他没念过几天书，却凭着一股子人定胜天的倔劲，带领乡亲们把穷山沟变成了米粮川。主席一句永贵好啊，让他从虎头山下的农民，一步跨进了中南海。   可即便当了副总理，他依然是那个裹着白羊肚手巾的庄稼汉，户口、工资关系全在大寨，每月靠着工分和国家百十来块的补贴过活，被人戏称为国务院里的穷人。   他不让子女沾光，大儿子在县里一个岗位干到退休，二儿子想提干也被他硬生生压下，理由是“只要是我的儿子，就不能这么做”。   这种近乎苛刻的坚守，是他朴素世界观的体现，却也让他与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而吴桂贤这位从陕西咸阳纺织车间走出的女工，人生轨迹同样传奇。13岁瞒报年龄进厂，凭着吃苦耐劳和一腔热情，成了全国劳模赵梦桃小组的带头人。   在那个年代，她被作为活学活用的典范，一路高升，37岁便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副总理。   可身居高位，她依然保持着工人的本色，每月领着67块2的工资，每次开会都觉得自己资历浅，习惯性地没意见。   她与陈永贵一样，都遵循着主席提出的三三制工作法，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要回到原单位劳动。这使得他们虽然身处权力中枢，却始终与自己的根紧密相连。   正是这份共同的根，让他们在那个复杂的环境里，能够下意识地相互关照。他们都明白，自己之所以能站在这里，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那个庞大而沉默的工农群体。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新时代，需要的是懂经济、有文化的专业型干部。陈永贵的那套战天斗地的经验，在新的评价体系中逐渐失去了光彩。   1980年，他审时度势，以没文化为由，主动请求辞去副总理职务。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晚年选择了一种近乎隐退的生活，搬进普通的部长楼，自己扫楼梯，戴着草帽上街买菜，低调得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头。   吴桂贤的转身则更早一些。1977年，她便主动申请辞职，回到了熟悉的西北国棉一厂。   当组织上提出可以安排她到大城市当副市长时，她婉言谢绝，选择重新戴上白色工作帽，站在了嗡嗡作响的纺织机旁。   对她而言，那里才是让她最安心的地方。后来，她南下深圳，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开创了事业的第二春，退休后又积极投身公益，用另一种方式继续为社会发光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