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贝森特对美国金融的理解，他很明白如何通过“做空”美国进而做空全世界。做空美国的唯一路径就是做空美元。 美元之所以成为全球货币体系的“锚”，源于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霸权。但经过几十年的扩张，美元体系的脆弱性日益显现。 首先，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持续膨胀，2024年联邦政府债务突破36万亿美元，利息支出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 这种“借新还旧”的模式依赖于全球投资者对美元的信任，一旦信心动摇，资金外流将不可避免。 其次，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持续下降。2025年第一季度，美元储备占比降至57.7%，创历史新低，而欧元、瑞郎等货币占比上升。 这种“去美元化”趋势削弱了美元的避险属性，尤其在中东紧张局势升级时，美元的避险需求并未如预期增强，反而因美联储独立性受质疑而遭抛售。 贝森特深知，美元的信用建立在“美国例外论”之上，而当前美国政治极化、政策反复无常正在动摇这一基础。 他要做的，就是放大这种脆弱性，通过政策干预和市场操作引导美元贬值。 贝森特推动对美联储进行全面制度性审查，指责其在关税问题上“制造恐慌”。 这种施压旨在削弱美联储的独立性，迫使其采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在2025年降息两次，而降息会降低美元的吸引力，推动资本流向更高收益的资产。 历史经验显示，贝森特擅长利用政策与市场的预期差获利。2022年，他的对冲基金Key Square成功押注美联储误判通胀，通过做空固定收益资产和科技股赚取29%的回报。 如今，他故技重施，通过舆论和政策引导市场对降息的预期，进而压低美元汇率。 特朗普政府恢复对乌克兰的军援和推动关税政策，直接增加财政支出。2024财年美国财政赤字已达1.8万亿美元，而2025年债务利息支出预计超过1.1万亿美元。 这种“寅吃卯粮”的模式推高市场对美元信用的担忧，促使投资者抛售美债和美元资产。 贝森特深知，债务危机是美元贬值的催化剂。他在2022年做空美债的成功经验告诉他，当债务规模超过经济承载能力时，市场会自发修正估值。 当前美国国债收益率虽低，但债务占GDP比重已接近历史峰值，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抛售潮。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加剧了全球贸易不确定性。 2025年4月，美元指数因关税政策跌破100关口，当月跌幅超4%。贝森特将关税作为谈判筹码，既试图迫使贸易伙伴让步，又通过制造市场波动引导资金撤离美元资产。 同时，俄乌冲突持续消耗欧洲资源，而美国通过军援乌克兰进一步绑定欧洲经济。这种策略虽短期内巩固了美国的影响力，但长期来看，欧洲经济疲软会拖累全球需求，间接削弱美元的购买力。 贝森特可能在等待一个临界点——当欧洲债务危机或能源危机爆发时，美元作为“避险货币”的光环将彻底褪色。 美元贬值初期可能缓解新兴市场的外债压力，但长期来看，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美元计价）会推高进口成本，引发输入性通胀。 例如，2025年上半年欧元兑美元升值近13%，导致欧洲进口能源和原材料成本激增。 对于依赖美元融资的新兴市场国家（如阿根廷、土耳其），美元贬值虽降低偿债成本，但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压力仍可能引发债务危机。 美元走弱会加速资金流向非美资产，如黄金、欧元和新兴市场货币。2025年上半年，瑞郎兑美元升值14%，成为全球外汇市场表现最佳的货币之一。 这种资金再配置可能引发美股、美债等核心资产的抛售，加剧市场波动。贝森特在2013年做空日元时曾利用衍生品放大收益，如今他可能通过美元指数期货、国债期权等工具，在市场恐慌中获利。 美元贬值短期内可能提振出口，但长期会削弱其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当各国减少美元储备（如2025年第一季度美元储备减少361亿美元），美国政府融资成本将上升，进一步挤压财政空间。 此外，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可能引发通胀反弹，迫使美联储在降息与控通胀之间陷入两难，这种政策不确定性会进一步打击市场信心。 贝森特的策略本质上是“以政策制造预期，以预期引导市场”。他通过削弱美联储独立性、扩大财政赤字和制造贸易摩擦，系统性地破坏美元信用，进而引发全球资本对美元资产的重新定价。 这种操作的关键在于“预期管理”——当市场形成一致性看空美元的预期时，即使基本面未彻底恶化，也会触发“自我实现”的下跌。 但风险同样存在，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仍有权干预外汇市场。例如，1985年《广场协议》后，多国联合干预曾扭转美元走势。若美元暴跌威胁到金融稳定，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紧急措施。 若俄乌冲突突然结束或中东局势缓和，避险资金可能回流美元，打乱做空节奏。 当“做空美元”成为最拥挤的交易策略时，一旦出现技术性反弹或机构获利了结，可能引发踩踏式平仓。 贝森特对此心知肚明。他在2022年做空美债时，就通过分散投资和对冲工具降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