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冬季，山东纵队和第115师两个军政委员会合并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后，已确定罗荣桓为书记，但在这个委员会中，每人各管一摊，工作上没有形成合力。

1942年冬，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严峻，日军加紧“扫荡”，伪军四处作乱，内部资源又紧巴巴的。就在这节骨眼儿上，山东纵队和第115师的军政委员会合并，成立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被中央定为书记。这本该是个振奋人心的整合，可现实却不那么顺畅。合并后，委员会里头的大佬们——包括陈光、朱瑞等人——各自带着自己的队伍和地盘，习惯了单打独斗。陈光管作战，朱瑞抓炮兵和后勤，罗荣桓负责全局协调，可大家伙儿都忙着自己的事儿，互相之间配合不起来。工作效率低得让人着急，部队的战斗力也没能拧成一股绳。山东的抗战局面要想翻盘，急需一个能服众的领导把这摊子收拾利索。 这时候，中央的电报还没到，谁能真正坐上头把交椅成了个未知数。罗荣桓虽然被任命为书记，可他身体不好，长期咳嗽发烧，工作强度又大，心里难免打鼓。陈光作战经验丰富，朱瑞技术能力强，都有自己的优势。可要是没人能把这些力量捏合起来，山东根据地怕是要继续吃苦头。

中央最终拍板，罗荣桓正式成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掌舵人。这决定不是随便下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陈光打仗是把好手，可他性子急，政治眼光不够开阔，管全局有点吃力。朱瑞擅长技术和管理，但更适合具体业务，统领全局的魄力稍显不足。而罗荣桓呢，虽然身体差，却有种沉稳劲儿。他不光懂军事，更有政治头脑，能把不同意见捏到一块儿去。更关键的是，他跟山东的军民关系处得好，群众基础扎实，干部们也服他。中央看中的，就是他这种能团结人、稳大局的本事。 电报一来，罗荣桓没推辞。他知道，这担子不轻，山东的抗战能不能翻身，就看他能不能把这帮人拧成一股绳。带病上阵，他硬是咬牙顶了下来。 罗荣桓上任后，没急着大刀阔斧地改这改那，而是先摸清情况。他发现，委员会里的问题不是谁能力不行，而是大家的心没往一处使。于是，他定了调子：凡事得商量着来，但定了的事必须齐心干。他经常找陈光、朱瑞聊，把作战和后勤的计划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让每个人明白自己的活儿怎么跟大局挂钩。时间一长，那些原本各干各的干部开始愿意坐下来开会、碰思路，工作慢慢有了起色。

除了团结人，罗荣桓还特别接地气。他知道山东根据地缺粮少弹，就带着队伍搞生产自救，号召军民一块儿开荒种地、修工事。部队吃饱了，士气自然上来了。他还推地方武装和主力部队配合，分散日军的压力。这招儿挺管用，日军“扫荡”一次比一次吃力，山东根据地硬是挺住了最难的日子。 罗荣桓的成功，不光靠团结和实干，还靠他那份政治智慧。山东的情况复杂，军阀残余、地方势力、敌伪武装混在一块儿，光靠武力压不住。他就用软硬兼施的办法，跟地方势力谈条件，拉拢能拉的，打击得打的，把根据地的根基一点点扎牢。军事上，他不瞎指挥，而是放手让陈光他们发挥，自己抓大方向，确保战略不出岔子。这种“抓大放小”的风格，既保住了战斗力，又让下边的人干得舒心。 他还有个特点，就是信念特坚定。身体再差，他也不撂挑子，总说“抗战不赢，我不休息”。这股劲儿感染了不少人，连那些原本有点散漫的干部都被他带动起来了。 罗荣桓在山东的努力，不光救了眼前的急，也为后来的解放战争攒下了家底。他整顿出来的部队纪律严、战斗力强，地方群众也跟党走得近。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这支队伍成了解放战争的主力之一。山东根据地还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后来都成了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可以说，罗荣桓在1942年的坚持，直接影响了全国的抗战和解放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