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外出打牌，突然全身燥热，坐立不安，她心中有不好的预感。于是，赶忙回家。不料，刚踏进家门，就听到房内传来声音，跑进屋一看，姚玉兰哭成了泪人。​ ​ “姚太太这是怎么了？脸都白了。” 对面的张太太推了推眼镜，看着她突然把牌扣在桌上，手捂着心口大口喘气。​ ​ 姚玉兰摆了摆手，喉咙发紧说不出话。她脑子里像被重锤猛敲，一个念头疯狂滋长：家里出事了！是孩子！这个念头如此清晰，带着撕心裂肺的紧迫感，让她坐立难安。​ ​ “对不住，我得回去看看。” 她猛地站起身，旗袍下摆扫过牌桌，几张麻将牌噼啪落地。 ​ 她和杜月笙一生共育有四个孩子：长子杜维垣、次女杜美如、三子杜维屏，还有最小的杜维嵩。前三个孩子早已各自成家立业，唯有这个小儿子，今年 29 岁，还跟她住在台北的老房子里。​ ​ 汽车刚拐进巷口，正撞见佣人阿香慌慌张张跑出来，脸色惨白：“太太！不好了！少爷他……”​ ​ “维嵩怎么了？” 姚玉兰一把抓住阿香的胳膊，指节捏得发白。​ ​ “在房里…… 一直没出声…… 我进去看……” 阿香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药瓶倒在地上……” 姚玉兰跑上二楼，扑过去抱住儿子冰冷的身体，哭声瞬间撕裂了整座宅院。​ ​​​ 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时，姚玉兰才知道儿子发生的事情。 ​​ 台北衡阳路的 “顶好理发店” 里，杜维嵩攥着空空如也的裤兜，脸涨得通红。镜子里映出店主王老板鄙夷的脸，周围几个等待理发的客人正指指点点。​ ​ “没钱？” 王老板把剃刀 “啪” 地拍在桌上，“穿得人模狗样，兜里比脸都干净？杜月笙的儿子就这德行？”​ ​ “我钱包真的被偷了，” 杜维嵩的声音细若蚊蝇，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角，“我家就在附近，我回去拿钱给你送来行不行？”​ ​ “回去拿钱？怕是想溜之大吉吧！” 王老板冷笑一声，故意提高了音量，“谁不知道你们这些上海来的‘大少爷’，如今是龙游浅水！没钱就别学人家讲究，剪什么头？我看你就是想白嫖！”​ ​ 旁边一个穿花衬衫的男人跟着起哄：“哟，还是杜老板的公子呢，连理发钱都付不起？真是笑掉大牙！”​ ​ 杜维嵩的脸从红涨到惨白，他攥紧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他想反驳，想嘶吼，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结结巴巴的辩解：“我不是…… 我真的……”​ ​ 他们一家子，从父亲到兄弟姐妹，各个都剽悍，只有他，性子像株含羞草，别人稍微大声说话就会脸红，遇到争执只会往后躲。​ ​ “行了行了，看你这怂样也不像能赖账的。” 王老板见他快要哭出来，反而觉得没趣，挥挥手，“滚吧，下次别让我再看见你！”​ ​ 杜维嵩几乎是逃着跑出理发店的。午后的阳光刺得他眼睛生疼，路人的每一个眼神在他看来都充满了嘲讽。   他想起父亲在世时，自己出门从来都是前呼后拥，谁不尊称他一声 “七少爷”（按杜月笙子女排行）？可现在，他连剪个头发都要被人当众羞辱。​ ​ 回到家时，桌上还放着前几天没吃完的安眠药，那是他失眠时医生开的。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海里滋生：死了，就不用再受这些委屈了。​ ​ 他拧开瓶盖，把药片一股脑倒在手心，就着冷水咽了下去。苦涩的味道在舌尖蔓延开时，他恍惚看见父亲站在云端，正用失望的眼神看着他。​ ​ 医院的抢救室外，姚玉兰瘫坐在长椅上，护士走出来时，她像抓住救命稻草般冲上去：“医生，我儿子怎么样？”​ ​ “送来太晚了，” 护士惋惜地摇头，“剂量太大，已经尽力了。”​ ​ 姚玉兰眼前一黑，若不是阿香扶住，差点栽倒在地。 ​ 杜维嵩的性格，是被时代和家庭共同塑造的悲剧。出生时恰逢杜月笙权势鼎盛，他从小在锦衣玉食中长大，却从未真正得到过父亲的关注。   杜月笙忙着处理帮派事务，对子女的教育向来是 “男孩子要能扛事”，可这份期待落在敏感的杜维嵩身上，却变成了无形的压力。​ ​ “你看看你大哥，十五岁就敢跟着我去谈判！” 这是杜月笙常对杜维嵩说的话。每次听到这话，杜维嵩都会把头埋得更低，他知道自己永远达不到父亲的期望。​​ 上海解放后，全家迁居香港，后来又辗转到台北。昔日的 “上海皇帝” 成了寓公，家里的开销日渐拮据。杜维嵩曾想出去找份工作，却因为 “杜月笙儿子” 的身份屡屡碰壁。 有次他好不容易找到个翻译的差事，却因为对方老板故意刁难，说他 “身上有青帮气”，没干满一个月就被辞退了。​ ​ “妈，我是不是很没用？” 那天晚上，他红着眼睛问姚玉兰。​ ​ 姚玉兰摸着他的头叹气：“傻孩子，慢慢来，总会好的。” 可她心里清楚，在这个看重出身的地方，儿子的敏感和怯懦，只会让他寸步难行。​ ​ 理发店的羞辱，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些日积月累的挫败感、对现实的无力感、对父亲光环的逃避，早已在他心里埋下了绝望的种子。​ ​ 杜维嵩的葬礼办得很简单。姚玉兰穿着一身黑旗袍，全程没有哭出声，只是眼神空洞地看着墓碑上儿子年轻的照片。 ​ 1980 年，姚玉兰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 71 岁。临终前，她让佣人把杜维嵩的照片放在枕边。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