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双清别墅
1949年5月5日，刚进北平的毛泽东把老朋友柳亚子先生接到香山双清别墅叙谈。两位酷爱古典诗词的老友，兴致勃勃地谈到古今不少诗人诗作。分手时，毛泽东应柳亚子之请，在他的《羿楼纪念册》上写了一个题记：“‘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纪念。”
别墅内景
看得出，这是一次轻松的聊天。毛泽东在筹备开国大典的繁忙间隙，同友人漫论山水闲情诗句，也算一桩雅事。
毛泽东和柳亚子相与论及的“池塘生春草”，是南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登池上楼》一诗中的名句。全诗如下：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风，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徵在今。
至于“池塘生春草”这句诗写得究竟是怎样的好，前人大体说，在雕琢繁绮的六朝诗歌中，此句无所用意，却自然天成，刻画出春天到来的神韵。关于此名句还有一段佳话：据钟嵘《诗品》记载，谢灵运每与其族弟谢惠连晤对，便能得到佳句。谢惠连也是很有才气的人物，10岁便能作文，后人称灵运为“大谢”，称惠连为“小谢”。
谢灵运比惠连年长许多，平时又很高傲，对谁也不推服，“唯重惠连，与为刎颈交”。因此，谢灵运见到谢惠连，便神清气爽，灵感飞来。当谢灵运在永嘉（今浙江温州）时，曾苦思冥想，终日未能成诗，乃困倦而卧。朦胧间忽如见到了谢惠连，于是一下子便得到“池塘生春草”之句。故谢灵运说：“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
谢灵运
谢灵运（385—433年），中国山水诗的开创者，是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原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生于始宁（今嵊州和上虞交界），世居会稽（今浙江绍兴县）。出身江南士族陈郡谢氏，祖父谢玄为东晋将领，是淝水之战的英雄。灵运幼年即颖悟，父亲谢瑍却是不太聪明，谢玄觉得奇怪，曾说：“我乃生瑍，瑍那得生灵运！”其母刘氏为王羲之外孙女。
谢灵运小时，在钱塘杜明师的道馆中寄养，15岁回建康，故小名客儿、阿客，后人称灵运为“谢客”。灵运“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18岁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公、谢康乐。谢灵运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工诗文，善书画，通史学，精佛老。一生著述丰富，现存诗90多首，文四卷。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曹植才高八斗，天下人共一斗，我独占一斗。”可见他对曹植的欣赏与崇拜，同时他也颇为自负。
谢灵运
毛泽东非常欣赏谢灵运的诗作，《古诗源》中，收入谢诗24首，毛泽东圈画了22首。在编者的注释中，在评论谢诗“一归自然”“匠心独运”“在新在俊”等处，毛泽东都画有曲线和圈。此外，收在《昭明文选》和《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谢灵运诗，毛泽东也圈画了不少。
毛泽东曾在一本1957年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清人沈德潜编选的《古诗源》中，对谢灵运的《登池上楼》一诗，几乎每句都画着曲线，句末加着圈。在“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两句下，连画两个圈后，在天头和行间写下了独具卓识的批注：“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到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是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
谢灵运
山水诗人心中不只存闲情雅致，这是不难理解的。就谢灵运而言，从写山水诗到写“造反的檄文”，看似反差很大，其实也自有来历。毛泽东洞悉谢灵运的底细，对其家世及其生平事迹了然于胸，才有如此独到分析。
谢灵运出身于钟鸣鼎食的显赫世家，18岁时袭封康乐公，授员外散骑侍郎。生于世家大族，长于权贵豪门，谢灵运对权势极为热衷，在政治上更是十分自负，“自谓才能宜参权要”，不甘寂寞，一心想成就一番功业。公元405年，年方弱冠的谢灵运任琅琊王大司马行参军，踏入仕途，但几十年下来，仍是惨淡经营，权不过幕府参军，位不过黄门侍郎，直到晋宋鼎革，也没有太大的建树。
作为一位世家大族的子弟，谢灵运颇受朝廷的重视。那么，为什么他会“一辈子矛盾着”呢？说来话长，这要从东晋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之间矛盾斗争的加剧说起。
晋室南渡之后，上层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显得更加复杂，最突出的是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之间的矛盾，拥护皇室的门阀与意在篡权的军阀之间的矛盾。前一对矛盾，由于王导等人的处置得宜而日趋缓和，后一对矛盾，却始终不断地趋向尖锐。
谢灵运
谢灵运的祖父谢玄组建的“北府兵”，在东晋后期的政局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它对外击败了苻秦的百万大军，对内则成为夺权斗争的重要筹码。当时有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后来成为南朝宋的开国皇帝的刘裕，另一位是刘毅，这两位原本都是“北府兵”中的将领。
后来作为谢氏家族的中心人物的谢混（他是晋孝武帝的女婿），肩负起了团结世族、对抗刘裕的重任。于是他想利用刘毅的实力以打击刘裕。元兴三年（404年）春，刘裕在京口起兵，刘毅同时在广陵起兵，二刘会师，攻克被桓玄占据的建康。桓玄之乱刚刚平定不久，刘毅以抚军将军、豫州刺史的身份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而谢灵运入其军幕担任记室参军。从此，以刘裕为一方与以谢混、刘毅为另一方的夺权斗争越来越激烈。
谢灵运
义熙八年（412年），刘毅移镇江陵，任荆州刺史，谢灵运也跟随刘毅到了江陵。刘裕乘刘毅新败于卢循的机会，没容他喘息，即于这年九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死了谢混和刘毅之弟刘璠，紧接着，又进兵江陵，刘毅兵败自杀。
在这场刀光剑影的夺权斗争中，以庶族出身的刘裕所代表的军阀势力取得了胜利。但刘裕在击败政敌以后，为了安定世族的情绪，他立即起用谢灵运为太尉参军，也没有株连谢混的家人妻子，对他们采取拉拢的策略。次年，刘裕从江陵回到建康，又改任谢灵运为秘书丞。但时隔不久，又将他免职。这实际上是刘裕对世族玩弄又拉又打的政治手腕。
从谢灵运这一方来看，他跟谢混的关系极为密切（谢混是他的族叔），而且追随刘毅前后达七年之久，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受到刘裕的真正信任。
公元419年，谢灵运36岁，刘裕通过“禅让”的形式正式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改元“永初”。“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在刘宋时代，乌衣巷口已经是落日斜照，豪门士族的权势已经不再炙手可热。
士族所依赖的门阀政治在其自身的腐朽和庶族崛起的冲击下，已经开始无可挽回地江河日下。门阀政治的衰落，也让谢氏家族无从幸免。寒门出身的宋武帝刘裕刻意打压士族，更让门阀政治雪上加霜。
刘裕即位之初，就下了一道诏令，凡是晋代的封爵一律作废，只有五家公爵例外，即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因为他们“德参微管，勋济苍生”，对他们的后代仅降一级，食邑五百户，以资奉祀先人。谢灵运于是被降为康乐县侯，食邑也从两千户减至五百户，这为谢灵运的未来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刘裕在位仅三年。在刘裕执掌政权期间，谢灵运虽遭两次免官，但刘裕对他有时表示宽大，有时加以笼络，授以一定的官职，他遭受的打击还不算大。刘裕病逝后，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
刘裕的长子义符继位，这就是宋少帝。少帝年仅17岁，朝政大权操纵在徐羡之、傅亮、谢晦手中。谢灵运自视甚高，不仅在于其血统的高贵，胸怀经邦济世的才华与抱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更渴望君臣际遇的传说。
他从两次免官中得出了教训，要获得信任，必须在统治阶级人物中寻找支持者。他找到的支持者就是刘裕的次子庐陵王义真。“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谢灵运义气投合。可是，徐羡之、傅亮拥护的是刘裕的三子宜都王义隆。为了芟除义真的羽翼，在徐、傅的策划下，以“构扇异同，非毁执政”的罪名，将谢灵运排挤出京师，出任永嘉太守。
景平二年（424年）二月，徐羡之、傅亮、谢晦先废掉义真。五月，他们又以“刑罚苛虐”“费用万端”为理由，将做了两年皇帝的义符废掉，拥护义符的三弟义隆即帝位，是为宋文帝。不久，他们又陆续将义真、义符杀害。
义真的被杀，对谢灵运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使他想通过义真以达到飞黄腾达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徐羡之等人功高震主，废天子刘义符，杀皇兄刘义真，死是注定的。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的地位巩固后，开始诛杀专政擅权的徐羡之、傅亮和谢晦。同时，文帝下诏征谢灵运为秘书监。但这决不意味着对谢灵运的真正信任，只不过是因杀了谢氏家族的成员（谢晦），所做出的一点安抚而已。
谢灵运满以为时来运转，机会已至，于是在光禄大夫范泰的怂恿下，乘兴出山。谁知“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待上宴，谈赏而已”，到头来不过是秘书监而已，整理藏书，撰写晋史，何谈政治抱负？宋文帝刘义隆不过是把他当作标榜风雅的工具罢了。更让谢灵运无法容忍的是，宋文帝居然让他与无名小卒为伍。失望至极的谢灵运，极为不满，经常称病不朝。在宋文帝的暗示下，谢灵运主动离职，临行前向文帝上《劝伐河北书》，陈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或多或少地促动了刘义隆的元嘉北伐。
谢灵运托病回到始宁，第二次过起隐居生活来。他常啸傲风月，徜徉山水，有时带着大批门人、奴仆出游，多达几百人，致使临海太守王琇误以为山里出现了强盗。谢灵运酷爱登山，而且喜欢攀登幽静险峻的山峰，高达数十丈的岩峰他也敢上，可以说是古代第一位攀岩运动的先行者。
他登山时常穿一双木制的钉鞋，上山时去掉前掌的齿钉，下山时去掉后掌的齿钉，于是，上山下山分外省力稳当，这就是著名的“谢公屐”。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曾有这样的诗句：“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可见其影响之广大。
谢灵运一仍故态地骄横恣肆，给其政敌以口实，于是政治打击随之接连降临：先是被御史中丞傅隆参奏而免官，不到三年，会稽太守又以紧急公文上奏宋文帝，给他加之以蓄意谋反的重大罪名。谢灵运闻讯后，星夜赶往京城，上表为自己辩护。文帝因爱惜他的文才，对此事暂时置之不问，但将他留在建康。到年底，才将他发赴外任，委派他为临川（今江西临川）内史。他在临川任上，依然荒忽政事，尽情于山水之乐，遂被有司所弹劾。
司徒刘义康遣使收捕谢灵运，他兴兵拒捕。谢灵运论刑当斩。文帝爱其才，只欲免其官职，但刘义康则“坚执谓不宜恕”。文帝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下诏曰：“灵运罪衅累仍，诚合尽法，但谢玄勋参微管，宜宥及后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广州。”可是义康见杀谢灵运的目的没达到，又指使人罗织更重的罪名，说他参与农民的谋反活动，以欺骗文帝。文帝终于不得不下令将他处死。
公元433年，在广州的闹市上，一群男女老少正追逐着一辆囚车，他们指指点点，有的叹惋，有的笑骂。囚车上的犯人年近半百，须发花白，虽然长发披散，却无法掩饰他那温文儒雅的气质。这位即将被弃市的囚犯不是别人，正是才华“独占一斗”的谢灵运。
谢灵运之死，不仅仅因他荒废政事，肆意遨游，也不仅仅因他率部众拒捕。他的死，还有更深刻的政治背景，实际上，他是朝廷统治集团权力之争的牺牲品。诚然，将他徙付广州、行弃市刑的诏书，是宋文帝亲自下的，但文帝不是主谋，主谋是文帝的同父异母兄弟刘义康。
文帝对谢灵运的越轨行为多采取宽容态度，而义康对谢灵运则是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二人之间本无宿怨，义康之所以要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试一试自己的权威，给自己尔后的篡夺皇位扫清道路。
纵观谢灵运一生，他一直处于仕与隐的矛盾之中，他隐而又仕，仕而复隐，仕又不专，隐又难久，于是不满，于是反抗，最终酿成弃市的大悲剧。这就是毛泽东在批语中所说的“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
毛泽东善于知人论世，他对谢灵运之所以能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阅读了大量的谢诗和谢灵运及其家族的有关史料。1975年，毛泽东在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晋书》封面上批注道：“九月再阅第七十九卷《谢安传》《谢琰传》《谢玄传》。”在《南史》列传中，毛泽东还仔细圈点了叙述谢灵运及其家族史迹的文字。正是在深入研读的基础上，他才对谢灵运的志向与生平处境有了深层了解，才从《登池上楼》一诗中，看出了谢灵运身上潜在的、难以摆脱的矛盾。
仕途偃蹇，在统治集团上层人物的权力斗争中不断受到排斥、打击，直至被杀害，这对诗人谢灵运来说，确实是很不幸的。但从另一面看，却使他获得了更多的广泛接触自然山水的机会，成就了他大量优秀山水诗的创作，成就了他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之“开山鼻祖”的地位。这也是他的幸运之处。
谢灵运的山水诗大多创作于他徜徉漫游永嘉、会稽、吴郡、豫章、临川诸郡之时。他的山水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打破了东晋玄言诗占统治地位的局面。在创作过程中，他“钩深素隐而一归自然”（沈德潜《古诗源》），能以玄理佛义发为精美之诗，故能精深华妙，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鲍照语），但他不空谈玄理，而将玄理融化于模山范水之中，审理于情，寄情于景，“舒情缀景，畅达理旨”（黄子云《野鸿诗的》），将景、情、理融为一体。
谢灵运的山水诗，在当时就引起极大震动。《宋书·谢灵运传》说他“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他的山水诗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南朝的谢惠连、谢晀，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宋代的苏轼、辛弃疾、陆游等著名诗人，无不受到灵运山水诗的沾溉。李白对谢灵运颇为推崇，曾有“吾人咏歌，独惭康乐”之句。
作为诗人，毛泽东在欣赏谢灵运诗歌的同时，也自有理性评价，并且把灵运诗放到中国诗史发展的长河中来审视。毛泽东晚年多次评论谢灵运在开创中国山水诗派上的贡献。他认为，山水诗的出现和蔚为大观，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人开辟的山水诗园地，没有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派，唐人的山水诗就不一定能如此迅速地成熟并登峰造极，就此一点，谢灵运也是“功莫大焉”！
毛泽东在《登池上楼》的批语的最后说：“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
这里引的这首诗，见于《宋书·谢灵运传》：“司徒（刘义康）遣使随江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执录望生，兴兵叛逆，遂有逆志，为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追讨禽之，送廷尉治罪。”
此诗原无题，《谢康乐集》加了题目，名曰《临川被攻》。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作《自叙》。
这首诗的首句“韩亡子房奋”，说的是西汉张良之事。张良的祖、父均为战国时的韩王的国相。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张良立志发奋为韩国复仇，倾其家财收买刺客，击秦始皇于博浪沙，未击中，逃匿下邳。后辅佐汉高祖刘邦灭秦，定天下。次句“秦帝鲁连耻”，说的是鲁仲连义不帝秦之事。鲁仲连，战国时齐国人。一生不仕，专为人排难解纷。
赵孝成王七年（前259年），秦与赵因争韩国的上党，激战于长平，赵军大败，降卒40余万皆被秦军所杀，此后赵国国力大为衰减。赵孝成王八年（前258年），秦军进围赵都邯郸，形势非常危急，遂求救于魏。魏安厘王惧秦，名义上发兵救赵，但暗中派将军辛垣衍劝说赵王尊秦昭王为帝。
这时正在游赵的鲁仲连得知此事，他从道义上坚决主张抗秦，于是向辛垣衍陈述帝秦之害，辛垣衍以为很对，表示“不敢复言帝秦”。秦将闻知，乃将其军队后撤五十里。这首诗三、四句，就张良、鲁仲连二人事迹发表议论。谢灵运认为张良与鲁仲连都曾浪迹四方，是放情江海之人，却干出了一番大事业。他们的忠义行为深深地感动后世的君子。诗中流露出灵运对张良、鲁仲连忠义之举的钦佩，要以他们为榜样，做一个忠义之士。
为什么毛泽东说这首诗“是造反的檄文”呢？这里所说的“造反”，联系前面“晚节造反”的评论来看，是指谢灵运在临川内史任上执录朝廷命官郑望生，“兴兵叛逆”，以抗议刘宋王朝对他的不公，对他的压迫。
再联系他在广州临刑时所写的《临终》诗来看，他赞颂忠于西汉王朝、反对王莽篡权的龚胜、李业等人，实际上暗寓着诗人对晋室的怀念之情，以及对刘宋王朝迫害自己的控诉。这种抗议和控诉，不是造反，又是什么？因此，毛泽东将这首诗看作是谢灵运最后向刘宋王朝执政者公然摊牌的“造反的檄文”。这几句“造反的檄文”的诗行，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8年10月，毛泽东在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起草的一篇《再告台湾同胞书》的结尾处，便充满感情地写道：“台湾的朋友们，不可以尊美国为帝。请你们读一读《鲁仲连传》好吧。美国就像那个齐湣王，说到齐湣王，风烛残年，摇摇欲倒，他对鲁、卫小国还要那样横行霸道。六朝人有言：‘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现在是向帝国主义造反的时候了。”在主张“造反有理”的革命家毛泽东的心目中，谢灵运的形象已经由山水诗人变成了“造反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