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非攻》是《故事新编》的重要篇章之一，完成于1934年8月，1936年1月被收入鲁迅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此前未另行发表过。

《非攻》这个故事就是鲁迅根据墨子的故事改编的而已，这个故事其实我们很熟悉，说的就是公输般发明了很多攻城的工具，于是向当时的大国楚国献计和工具，让楚国去攻打宋国。而墨子知道这个事情后，他秉着自己的侠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的角度，决定去阻止这件事，这就是墨子“止楚伐宋”的故事。

接着就是墨子和公输般在楚王面前交锋，在一番巅峰较量后，公输般承认自己输了，打不赢墨子。楚王也决定不再攻打宋国。就这样，墨子就制止了一场战争的发动。

而墨子为宋国尽心尽力之后，得到了什么了吗？并没有。墨子去楚国之后，就又来到了宋国，但是宋国和宋人似乎根本不知道墨子，也不知道他刚刚拯救了他们。墨子来到宋国后，不仅被拒绝入城，而且包裹也被抢走了，连到宋国亭子躲雨都不行。最终淋了一身的雨。

那么，请问，墨子这样何苦呢？他默默无闻的奉献和牺牲，最后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得到。宋国人并不知道，甚至不领情。陷入到“救众生者难救自己”的失望的凄凉。

但是如果我们单纯的这么理解，可能就读不出鲁迅的精神所在，鲁迅绝非是为了重复叙述一个故事，那么，鲁迅新编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什么呢？

重提侠义精神，重提侠义精神的目的是什么呢？在于摆脱笼罩在“自我”或“个人”头上的专制制度和无物之阵特别是奴性意识的阴影。

鲁迅所说的国民性最大的特点就是奴性，长期的专制养成了我们极大的奴性，早就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奴性千百年了，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鲁迅尝试了很多方法去破解这个难题，但是根本没有效果，就连当年的大革命也改变不了。

所以晚年的鲁迅尝试以“侠义精神”来冲破这种集体的奴性意识。“侠义”其实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士，游侠，游士，士人。他们崇尚自由，讲义气，重信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敢于打破常规，不迷信权威，挑战权威。

在墨子身上，的确体现了先秦之侠的本真风貌。但鲁迅也发现，封建专制制度的形成，实存侠也悄然出现变质现象：

“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只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

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切实确立绝对权威地位的需要，秦始皇时代开始捕杀游侠，汉代则延续了秦代的高压政策，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实施，使自掌正义、以武犯禁的游侠时刻面临生命的威胁。

现实中的游侠为了生存需要，奔走于王侯权贵之门，或交游，或依附，或受招安，竭尽所能，以求自保。最后侠早已面目全非，不仅不为民请命，反而跟贪官们、地方豪强同流合污，变成了他们的打手、奴才。最后所谓的“侠士”成了流氓地痞、凶顽恶霸。

侠之所以演变在于专制统治，封建时代的愚民政策和怀柔手段，造成了人们的奴性意识和愚忠心理，使得侠也不断发生分化。尽管有的侠仍然冠以侠名, 但其作为侠之根本的“义”已经削弱甚至缺失。

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随着侠的奴性的加深加足，先秦意义上的侠逐渐丧失了原初本质，也失去了现实的生存土壤，而日益走向堕落和没落，甚至走向了反面，成为以武效忠的封建专制统治的走狗和鹰犬。在步履维艰的困境下，变质之侠为求生存而终成为流氓，侠也就完成了蜕变的历程。

鲁迅清醒地认识到，侠之变质及侠之奴性的形成与加强，是与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密不可分的。

所以鲁迅借墨子这个事，来重提“侠”不仅揭示出“侠”消失的本质，更主要的是侠义精神对抗专制和奴性意识。可是越是崇尚“侠”反而让我们看到社会越发的黑暗了。

本文参考文献：

鲁迅.《故事新编·非攻》

陈夫龙.《鲁迅视野中的侠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