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医政医事情况如何?

青年中医李铎 2024-05-13 16:23:03

1972年,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了一批木质医药简牍,共92枚,题为《治百病方》。根据鉴定,这批简牍是东汉早期的文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医药学水平的真实面貌。这批简牍的内容颇为丰富,它包括治疗内、外、妇、五官各科疾病的医方三十多个,用药约一百种,剂型有汤、丸、膏、散、醴、栓等。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约一万五千字,共载医方280多个,用药达243种。所治疾患涉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一百多种,其中尤以外科最为突出,这是从战国至西汉以前的一部临床医学专书。

从以上两书所载方剂来看,几乎全部是复方;而且可以看出,复方配伍的方法已逐渐为当时的临床医生所普遍掌握。从单味药到复方,从复方的普遍运用,到形成组方配伍的方剂学理论,是临证医学的一大发展和进步。这一切,为东汉张仲景研究临证医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正是在汇集历代诸家临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总结提炼而成。

张仲景继承了《黄帝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结合当时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辨证论治原则,《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由于兵荒战乱,原著不久即告散失。后人分别搜集其中的伤寒部分和杂病部分,整理成两部书;现今流传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实际上就是《伤寒杂病论》一分为二编成的。

《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首。其中使用药物达214种。本书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当时对方剂的君、臣、佐、使及加减变化的配合,已有较高的要求。在因证立法,以法系方及遣方用药上,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系统的方剂学理论知识。所用剂型种类之多,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以往医籍和简牍所载医方内容,计有汤剂、丸剂、散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软膏剂、栓剂等不同剂型。书中所列方剂,大多疗效可靠,因而一直为后世医家所袭用。

两汉时期的医政,沿袭前秦,其医官衔名之可考见的有:在奉常(或太常)属下的有太医令丞。在少府属下的有太医令,秩(薪俸)千石;太医丞,秩三百石;还有太医监。

东汉医官,在太常属官里,已无太医令一职;而在少府属官里,设有太医令二人,秩六百石,掌诸医(汉和帝时有太医承)。太医令以下,设有:药丞一人,主药;方丞一人,主药方;员医二百九十三人;员吏十九人。此外,尚有:侍医(亦称御医)、医工长、本草待诏、尚药监、女侍医(亦称乳医,为妇产科医)。在诸侯王国中,可考见的有:太医、侍医、医工长(主药医、秩四百石)等名曰。

据明·王应麟注解:奉常(或太常)所属,职守如后世太医院,为国家医药行政及医疗机构;而少府所属医官,职守专属内廷宫禁医药。汉代太医,列为皇帝从官之一,而考核从官标准有四科:即‘质朴、敦厚、逊让、有行(有德)’以考校医官,定其高下,制其官阶和薪俸。汉代医事可述的,是对民间散落的医药经验及藏书收集整理,如《汉书·艺文志》所云:“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成帝时,医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又汉平帝元始五年,“举天下知方术、本草之人,遣诣京师”,以及元始二年“疾疫者,舍空邸第医药”。均是后代国家医药文献等的征集、整理和公立传染病医院的模版。

西汉初期很重视清静无为的黄老哲学,这和当时推行与民体息的政策颇相吻合。到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以后,儒家的地位日益提高。到了东汉时期,“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谶纬之学盛行,儒家经典著作被作出各种宗教迷信式的解释,班固整理《白虎通德论》一书,把儒家的三纲五常加以神化,并且提到了钦定法典的地位。好在当时的民间医术已经繁荣,华佗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尤以外科著称,应用中药全身麻醉剂——麻沸散,施行腹部全麻手术。

杰出思想家王充在所著《论衡》中,对天命鬼神等唯心主义谬说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气”是万物的本源,人是由物质性的“气”构成,因而人的察赋厚薄和体质强弱是决定寿夭的关键。提出了“妇人疏字者子活,数乳者子死”有关优生学的正确论述,这也是对“天命论”的直接否定。王充还提出了无鬼论和神灭论的思想,正确地论证精神与肉体的关系,指出精神是依附于肉体的,人死则精神不复存在。他的这些光辉论述为医学沿着唯物主义道路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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