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授衔时，他因为＂历史问题＂暂授少将，丁盛评价：他太本分
世人皆知1955年的大授衔，开国将帅气势如虹，但鲜有人知，在这场盛大的授衔仪式上，曾有一位红军时期的师级干部，因为一段特殊的历史经历，最终只被暂授少将军衔。
这位将军不是别人，正是湖南茶陵人段苏权。在他的履历表上，有着一段令人动容的往事：1934年，为掩护贺龙元帅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主力转移，他带领800多名战士留守贵州打游击。当时的处境，可谓是九死一生。
然而，正是这段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却在日后的大授衔中，成了他的＂历史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一段本该为他增光添彩的经历，反而成了军衔评定时的＂减分项＂呢？这其中又有着怎样曲折动人的故事？
一、红军岁月：少年从军，一腔热血
茶陵县的春天总是来得特别早，1932年的一个清晨，年仅16岁的段苏权背着一个旧书包，悄悄离开了家。书包里装的不是课本，而是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本《新青年》杂志。
那时的茶陵，虽是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却因为地处湘赣边界，成了红色革命的重要据点。当地的进步青年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改变中国的命运。段苏权就是在一次读书会上，遇到了带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加入红军后，段苏权被分配到了湘赣苏区红八军。初来乍到的他，连枪都不会上子弹，还闹出了不少笑话。红八军政治部的老同志看他勤奋好学，就把他调到了青年科当科长。
1933年的冬天，红八军遭遇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一次战斗中，段苏权带领几名战士突围时，遇到了一个伤员。其他人劝他快走，可他二话不说，背起伤员就往山上爬。正是这次经历，让军团首长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
第二年春天，组织上决定调他去红六军团当宣传部长。那时的红六军团正准备向贵州进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临行前，军团首长找他谈话，说：＂你去了要注意做群众工作，贵州那边的老百姓还不了解我们。＂
到了贵州后，段苏权带着宣传队，走村串户做工作。他发现当地有不少苗族同胞，就专门找人学了几句苗语。一次在一个苗族村寨宣传时，他用生硬的苗语打招呼，没想到逗得村民们哈哈大笑，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
在贵州的日子虽然艰苦，但革命工作却取得了明显成效。仅仅几个月时间，就有数百名贵州青年参加了红军。段苏权在一份工作报告中写道：＂贵州的天很蓝，山很绿，老百姓的心也很红。＂
这段时期，他在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表现突出，不仅做好了宣传工作，还多次参加战斗。有一次，他带领宣传队配合主力部队打县城，趁着天没亮，把一车写满标语的气球放到了城里，第二天早上城里人一起床，看到漫天飘着红军的标语，国民党的县长气得直跺脚。
1934年秋天，组织上决定任命他为独立师政委。这个任命对于年仅18岁的段苏权来说，既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考验。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任命会让他经历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二、生死抉择：为掩护主力的孤胆游击
1934年10月的一个傍晚，贺龙元帅召集了军团高级干部开会。会上，贺龙说：＂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立即向湘西转移，但必须留下一支部队打游击，掩护主力转移。＂话音刚落，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当时的处境极其危险，国民党军队正在层层包围，留守意味着要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贺龙环顾四周，最后目光落在了段苏权身上：＂小段，这个任务交给你们独立师。＂
独立师的家底并不殷实，八百多人只有四百多支枪，甚至还有人用竹竿代替步枪训练。但段苏权和师长王光泽还是接下了这个任务。当晚，他们召集了独立师的干部开会，研究如何执行这个特殊的任务。
为了让主力部队安全转移，独立师采取了一个特别的战术：白天大张旗鼓地行军，晚上则悄悄潜伏。这样一来，国民党军队就会以为红军主力还在这一带活动。
在黔东的群众基础成了独立师最大的依靠。当地的苗族乡亲们经常给他们送来粮食和情报。有一次，一位苗族老大爷冒着大雨，翻山越岭给他们报信，说敌人要在第二天凌晨偷袭他们的驻地。独立师连夜转移，躲过了这次危机。
为了表示感谢，段苏权带领战士们帮助苗族乡亲们修建了一座简易的水圳。这座水圳虽然简陋，却解决了一个寨子的用水问题。直到现在，这座水圳还在使用，当地人都叫它＂红军圳＂。
游击战打得异常艰苦。有时候，独立师要在一天之内转战几个县，经常是饿着肚子行军。一位老战士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弹药特别紧缺，每个战士都把子弹贴身收好，平时打仗都是用石头子儿对付敌人。
一次遭遇战中，独立师设伏打击了敌人的一个运输队，缴获了一批粮食和弹药。这些物资本可以改善部队的处境，但段苏权和王光泽商量后，决定把大部分物资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只留下必要的弹药。
贵州的冬天特别冷，独立师的战士们大多衣衫褴褛。一位苗族老奶奶看不下去，组织寨子里的妇女们纺线织布，给战士们做衣服。这些粗布衣服虽然不够暖和，却让战士们深受感动。
这样艰苦的游击战持续了将近三个月。期间，独立师不仅完成了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还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建立了几个秘密联络点。这些联络点后来成了黔东革命的火种，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工作打下了基础。
但是好景不长，1935年初，贵州军阀王家烈集中优势兵力，对独立师发起了大规模＂围剿＂。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独立师的处境越发艰难。
三、隐姓埋名：化装乞丐的三年
1935年的那个寒冬，独立师在贵州迎来了最后一战。王家烈调集了数千人马，在清晨发起了总攻。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独立师的弹药几乎耗尽，师长王光泽在掩护战友撤退时，不幸中弹牺牲。
那一战后，段苏权身负重伤，被几名忠心的苗族乡亲救下。他们把段苏权藏在一个偏僻的山洞里，每天轮流送来食物和药材。一位苗医还专门为他熬制了草药，帮他调养身体。
伤势稍好后，段苏权决定返回老家茶陵。临走时，老乡们给他准备了一身破旧的衣服，还教他如何装扮成叫花子。一位老人特意教给他几句当地的乞丐口音，说这样可以避免引起怀疑。
回乡的路上，段苏权走得很慢。白天，他装作乞丐在路边讨饭；夜里，就躲在荒庙里休息。有一次，他正在一个茶馆门口装疯卖傻地要饭，恰巧遇到了搜捕他的国民党军官。那个军官打量了他几眼，随手扔给他几个铜板就走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段苏权终于回到了茶陵。但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找到了一个地下党员接头。这位地下党员告诉他，当局正在严密搜捕红军散兵，他必须继续保持乞丐的身份。
就这样，段苏权在老家附近的几个乡镇间流浪。他装扮成一个精神有些问题的乞丐，经常一个人自言自语，让人觉得他就是个无害的可怜人。实际上，他一直在暗中观察形势，收集情报。
茶陵的一位姓周的老裁缝，发现了段苏权的真实身份。这位老裁缝是地下党员，他把自己的店铺后间收拾出来，让段苏权晚上可以在那里休息。白天，段苏权还是得装作乞丐四处游荡。
1936年春天，段苏权通过地下党员得知，红军已经胜利完成了长征。但当时的形势依然严峻，他只能继续隐姓埋名。这期间，他和其他几个隐藏的地下党员建立了联系，在当地秘密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
那三年里，段苏权经常能听到街头巷尾传来的消息。有人说红军已经被剿灭了，也有人说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跟。每当听到这些议论，他都要强忍着不表态，继续扮演着一个对世事懵懂的乞丐。
直到1937年夏天，街头才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国共两党决定再次合作。这个消息给了段苏权希望，他知道，重返战斗岗位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四、重返战场：从＂死而复生＂到抗日前线
1937年9月的一个傍晚，太原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被轻轻叩响。值班的同志打开门，看到一个衣着朴素的年轻人站在门口，自称是从湖南来投奔八路军的。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办事处负责人任弼时的耳中。任弼时正在处理文件，听说来了个湖南老乡，就让人把这位年轻人带到了办公室。当办公室的门再次打开时，任弼时抬头一看，顿时愣住了：＂段苏权！你还活着？＂
原来，在这三年里，组织一直不知道段苏权的下落。由于独立师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延安，红军总部还特意为段苏权和王光泽等同志举行了追悼会。如今，这位＂已经牺牲＂的同志突然出现在面前，让任弼时既惊讶又欣喜。
第二天一早，任弼时就派人给段苏权领取了一套八路军军装。这是段苏权三年来第一次重新穿上军装。那天，办事处的同志们还特意腾出一间房，让他好好休息。
但段苏权没有多休息，第二天就主动请缨参加工作。办事处正好缺少做群众工作的干部，就安排他去太原城郊的几个村子做统战工作。这些年装扮乞丐的经历，反而让他更容易和普通百姓打成一片。
1937年冬天，段苏权被调到了一二九师。这是他在三年后第一次回到正规作战部队。在一次对日作战中，他指挥部队伏击了一支日军运输队，不仅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还活捉了两名日军军官。这次战斗的胜利，让战士们对这位＂死而复生＂的指挥员充满了敬佩。
在抗日战场上，段苏权遇到了不少老战友。每次相见，大家都会说：＂以为你牺牲了，没想到还能再见面！＂有一次，他遇到了当年在贵州一起打游击的一位通讯员，两人相见时都热泪盈眶。
1938年春天，组织上考虑到段苏权在游击战中的丰富经验，决定派他去太行山区组建抗日游击队。在太行山区，他把在贵州的游击战经验运用到了抗日斗争中，带领游击队打得日军头痛不已。
那时的太行山区，敌后工作极其艰苦。段苏权常常带领游击队员和当地农民一起劳动，和百姓同吃同住。他还把在贵州学会的那一套群众工作方法用在了这里，很快就发动起了广大群众支持抗日。
就这样，曾经被认为已经牺牲的段苏权，在抗日战场上重新书写着他的革命生涯。但是，谁也没想到，这段＂失踪＂的经历，会在多年后的一次重要场合，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五、坦然处之：一个＂太本分＂的将军
1955年夏天，北京举行了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授衔仪式。这次授衔被称为＂大授衔＂，诞生了十大元帅、十大大将等一批共和国将帅。在这场盛大的仪式上，一个细节并未引起太多人注意：段苏权被暂授少将军衔。
按照组织的惯例，像段苏权这样的红军时期师级干部，一般都会被授予上将或中将军衔。可是，当年在贵州的那段特殊经历，成了一个需要澄清的＂历史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独立师全军覆没后，段苏权受伤返回老家养伤，这段经历在组织记录中是空白的。一些不了解实情的人对这段历史提出质疑，认为他是＂掉队＂后又＂归队＂的。
授衔前，组织上专门找段苏权谈话。谈话的内容很简单：由于1934年至1937年这段经历暂时无法完全核实，建议暂时授予少将军衔。面对组织的决定，段苏权没有任何异议，当场表示接受。
授衔仪式结束后，有老战友劝他提出申诉，毕竟这关系到个人待遇。段苏权只是摆摆手说：＂革命不是为了当官，更不是为了要什么军衔。＂第二天一早，他就像往常一样准时到机关上班。
在后来的工作中，段苏权先后担任了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等重要职务。每到一个新的岗位，他都全身心投入工作，从不提及军衔的事。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1956年，段苏权到福州军区任职，有人专门找他谈军衔的事，说可以帮他反映情况。他却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把部队建设好，这些个人的事情都不重要。＂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国少将丁盛在接受采访时谈起段苏权，说了这样一番话：＂段苏权是好人啊，就是人太本分。那次授衔的事情，换了别人可能会有意见，他倒好，一点都不计较。＂
在段苏权的档案里，至今还保存着一份1955年他的工作总结。在这份总结的最后，他写道：＂革命时期经历过的每一件事，不管是欢乐还是困难，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1993年，段苏权在北京病逝，享年77岁。送他最后一程的人中，有当年在贵州一起打游击的老战友，也有在太行山时期并肩作战的同志。一位老同志说：＂他这一辈子，没有给组织找过一次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