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导演多兰因其处女作《我杀了我妈妈》在戛纳“导演双周”单元亮相成名后，就因其独特的风格、性少数的身份、俊朗的外表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随之而来的则是各种标签“天才”、“自恋”、“恋母”、“同性恋者”将这位年少成名的导演层层围绕起来。而多兰随后的创作也好似在有意无意的重复着这些标签，主题始终延续着激烈的家庭关系、隐秘的同性情感等私人的情感和故事，一如多兰在其导演手记中所说，长久以来“母亲”都是其创作灵感的唯一源泉，《我杀了我妈妈》和《妈咪》这两部影片则是多兰讲述关于亲子关系这一主题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并试图借这两部影片分别从孩子和母亲的视角呈现出痛苦撕扯的家庭关系中的不同面，由此汇聚成一幅完整的图像。

泽维尔·多兰对于多兰的作品序列进行观察，不难发现，其作品对情感关系的呈现和表达都呈现出相似的面目。在这种围绕自身情感的创作中，作为其第一部作品的《我杀了我妈妈》有着更强烈的语气和更贴近自身的半自传性质，其中脱离了常识范围的母子之间的激励争吵与爱恨纠葛轮番重演——比如，影片中母子第一次爆发冲突的车内戏，起因仅仅是母亲开车化妆、闯黄灯、甚至是听儿子认为品味庸俗的广播，最后以母子间相互嘶吼，母亲将儿子驱赶下车收场，这种看起来脱离常理的事情却是的的确确的发生了。尽管我们可以说，这是起于青春期的儿子和更年期的母亲之间难以避免的碰撞，可是对于这样的举动来说，任何解释都是不充分的，母子之间的冲突甚至蒙上了喜剧的色彩，呈现出一种行为与动机的断裂，生活的荒诞感则在这种微小的摩擦引发的激烈冲突中积聚起来。诸如此类的冲突还有许多：儿子在学校家庭调研时谎称母亲死亡、录像店母亲因不愿等待排队的儿子开车离开，以及儿子的离家出走和母亲强制性将儿子送入寄宿学校，抛去这些冲突荒诞喜剧的表象，是母子间深切的无法沟通和不信任感在深处暗涌。

从他人口中得知儿子的性取向和偶然发现儿子隐秘的录像日记，对于母亲来说无异于一次次核爆，无力地发现与儿子的关系越走越远，在对彼此浓烈的爱中夹杂着深重的厌恶，只有借于一次次的彼此伤害来实现报复，对儿子的疏远与不信任进行报复，对母亲的庸俗与控制欲进行报复。儿子眼中的母亲毫无疑问的扭曲、粗鄙、不堪忍受，对母亲的爱横亘着永远无法相互理解的鸿沟，而在女老师和伴侣处这种内在性的缺憾却可以被轻易弥补，在对母亲令人窒息的控制欲和无法割断的情感下，只有不断地逃离与回归，借用想象性的弑母来完成对自己精神的释放。在影片中多兰通过自白和引述将这种私人的的情感对观众的现实生活进行了映射，在这一层面上观众从如此私人的故事中实现了对自身情感和经历的认领，这也是这个充斥着自我指涉、自恋感与表现欲的影片能引发如此之多的共鸣和取得巨大的成功的原因，其中被镜头语言放大的亲子之间的隔阂与撕扯也无可避免地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中。

几年后，多兰重拾亲子关系的主题的影片《妈咪》，除了在影像风格方面更趋于成熟之外，其视角的选择也发生了改变，转而从母亲的角度来呈现对孩子的爱与恨、保护与离弃，某种程度来说形成了对其首作的回应与互文。这次多兰放弃了对家庭生活片段似的的展现和从自身出发的自传性质，选择在一个虚构的背景下构建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对冲突和影像的处理也更加圆融，尽管缺失了生猛真实的情绪爆发，但显然更像是一个完整自洽的作品，人物的情感勃发也在影片中能找到合理的解释。债台高筑、生活举步维艰的母亲与有暴力倾向、情感障碍的多动症儿子，一个在照顾和放弃之间不得不做出的抉择，巧妙的是影片中设置了一个语言障碍的中学教师的角色，似乎是有意借此暗示母子关系之间无法宣之于口的伤痕，一旦它被言说被表述就无可避免地撼动母子间岌岌可危的关系甚至致使其崩塌，当母亲和儿子在极度的压力下终于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向对方剖白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导向了儿子的死亡。如果说在影片里话语是刺向彼此的利器，音乐则是建立联系的纽带，它在人物之间蜿蜒流动，通过跃动的节奏、声线的起伏以及歌词漂浮着的意义编织出一张保护网将人物轻柔地环绕其间。当音乐替代人物开口，语言的障碍在其间消弭了，在其牵引下中学老师克服了恐惧唱出了完整的词句，亲子的隔阂在歌声中也逐渐消融，伴随着Wonderwall缓缓拉开的画幅，也像是角色主动将自己的打开去拥抱情感和一切潜在的可能。

但音乐和情感毕竟是脆弱的，当一首歌结束时是否也预示着一种彼此敞开状态的随时结束的可能，人物又再次退回到话语潜在的危险中，当真正的危机到来时，保护被粗暴地掀去而角色被彻底暴露在外，即使是音乐也无法盖过外界的噪声，随之而来的人物的崩溃、关系的崩塌，再次将母亲费心建立的一切拉回最初的渊底，当关系的伤痕已然被剖开时就像被划开的动脉注定血流不止，再无被修复的可能。母亲最后在爱和痛苦的拉扯中做出了放弃儿子的选择，当画幅带着走向新生活的希望而再次缓慢开启时，其实是走向必然死亡的结局，在这里不论是台词的语言还是镜头的语言都充当着谎言者的角色，语言在此也象征着欺骗、预示着毁灭。

语言和音乐作为多兰电影中两个最为重要的元素，在两部关于亲子关系的影片中也发挥了沟通角色与角色、角色与观众的重要作用，也为亲子关系作下了注解。毫无疑的是语言搭建了人物沟通和表达爱意的桥梁，但同样语言也在制造隔阂，造成伤害本身，而亲子关系也同样在理解和误解、爱与恨中撕扯反复，这样的矛盾不会消失、不会停止、也无从摆脱。正如《我杀了我妈妈》结尾所呈现的那般，一个无言的拥抱或可以是化解的开始，但也可能是音乐编织的一个美好的梦境，而或许真正的和解永远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