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种姓制度，以宗教的形式固化了阶层间的分隔。尽管对于低种姓的群众来说很不公平，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也解决了社会资源如何分配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在高种姓之间的互相帮助成为了一种良好的氛围，而较低的种姓则很少承受了高种姓溢出的不满和压力。
三国时期，高平陵之变失败的曹爽，“不失为富家翁”的幻想终究没有实现，最后身死族灭。从另一个角度，司马家的不守规矩则为两晋南北朝的混乱埋下了伏笔。失去了皇位的前朝旧主，无法像汉献帝一样安度晚年，而是伴随着“不愿生在帝王家”的号哭而遭受屠戮。
因此，当高种姓的统治者们遵循了一个默认的规则，即同阶层之间点到为止，低种姓的反抗共同抵御之后，社会奇妙的出现了一种神奇的平稳。高种姓之间互相遵守着教义的约束，遵循正法。共同保卫社会结构的稳定。而低种姓的人民则不得不接受了出生即带来的巨大差距，自我麻醉的度过一生。
因此我们经常看到，在外国的大企业中，印度人通常是比较抱团的，一个印度人高管的出现，会使得印度人迅速占据了很多重要职位。而东亚人之间的互相拆台，则和眯眯眼一样，成为了西方社会的一个板刻印象。这种印象完全与民族文化无关，而单纯是长久以来，东亚的阶层之间尚可流行的原因所导致。在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把印度人划分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可以互相帮助。但是单凭肤色、种族就把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东亚人划分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因为对于这群人来说，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强烈的竞争关系。
而这种竞争关系无疑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连李政道这样的大科学家也不能免俗，仅为了一个发现的署名先后，便可以与自己的师兄和合作伙伴决裂。
但是这种竞争关系并不绝对，以海外的一些侨乡为代表的华人，则素来以互帮互助所闻名，例如说在国外打拼的温州人、青田人、莆田人，他们之间的互相帮助并不弱于印度人或者是更以互相帮助而闻名的犹太人。
但是考虑到这些人大部分是以做各种小生意为业的，因此在主流宣传中很难看得到。而人们所熟知的另一些读书、科研、或者是工作的人们，则经常是处于竞争与合作共存的状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熟悉的互相挖坑、拆台等操作。
处于阶层上下流动可能性很大的氛围中，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成功者，这必然引起人们的竞争和猜忌。就像康熙晚年的九王夺嫡，在有可能到手的机会而前，父子兄弟都能反目成仇，更何况是普通的同乡呢。
而对于阶层之间已经很难流动的社会来说，处于低阶层的人们并没有机会成为上位者，而同种姓之间合作争取外部资源的利益则远大于内部互相倾轧的利益。因此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合作，共同对外。
例如对于一大波印度人来说，微软是否垮台与他们无关，但是微软挣到的钱装到他们口袋里则与他们很相关。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成熟的社会寻求阶层间的稳定是必然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保持稳定，减少内耗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强调阶层之间互相分隔的必然性，是一个重要的宣传目标。印度是以宗教完成这一目标，古代中国则强调了士农工商的分界。而在信息时代，这种观念的灌输可以非常隐蔽且实用。
例如当我们提到黑人的时候，通常会想到美国的零元购或者是广州的双非黑人。但是一个人的经历则让我一直感觉很新奇。他就是原非盟主席让·平的父亲，温州人程志平。
上世纪三十年代，程志平流落到法属殖民地加蓬。勤劳能干的他被当地的米耶内族首领相中，把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程志平，于是程志平就此定居加蓬。随便他的善良和勤劳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可，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好人，他的事业越做越大，甚至还进入政界，成为了当地议会的议长，当地人亲切的称他为平父亲。而他的儿子让·平则先后担任加蓬外交部长、非盟主席等职位。
一个毫无背景和政治资源的中国小伙程志平的成功，不能单纯归结为他的个人能力。那些尊称他为平父亲的当地黑人，无疑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时至今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个贫穷、落后、灾难、战争的非洲才是一个正常的非洲。而程志平到过的那个非洲，可能只存在于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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