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行查账，查出周总理30年前有笔巨额存款，调查结果引泪奔

1997年，中国银行在进行一次大规模审计工作时，意外发现了一笔存放了三十年之久的巨额存款。这笔存款金额高达12000英镑，折合人民币83000多元，而存款人竟然是已故总理周恩来。这个发现立即引起了银行工作人员的高度关注——众所周知，周总理一生廉洁奉公，从不追求物质享受，他去世时仅留下5000元存款，还全部上交给了党组织。那么，这笔巨额存款是从何而来？为什么会以周总理的名义存放？更让人费解的是，存单上还写着一个神秘的备注：＂代周总理存＂。这笔沉寂三十年的存款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一、发现存款（1997年）

1997年3月15日，中国银行总行办公大楼里一片忙碌。这天是银行进行五年一次大规模审计的最后一天，几位资深会计正在加班整理各类存款凭证。

傍晚时分，主任会计师李明华在整理一摞老旧存单时，突然发现了一张泛黄的存单。这张存单上记载的存款人引起了他的注意——周恩来。存单显示，这笔金额为12000英镑的存款始于1967年，一直保存至今，从未动用过。

李明华立即向分管领导汇报了这一发现。很快，一个专门的调查小组成立了。小组成员包括银行的老职工和专业会计人员，他们开始着手调查这笔特殊存款的来源。

调查小组首先查阅了1967年的银行档案记录。然而，由于年代久远，相关记载并不完整。存单上除了标注＂代周总理存＂外，并无其他更多信息。这让调查工作一度陷入了困境。

经过讨论，调查组决定寻找当年经手这笔存款的工作人员。通过查阅人事档案，他们发现1967年负责涉外存款业务的有三位老职工。其中两位已经过世，只有原中国银行副行长乔培新还健在。

调查组立即联系上了乔培新。这位已经退休的老银行家回忆起了这笔存款的来龙去脉。原来，这笔钱的处理曾经历了三任银行高层。最初是由原行长胡立教负责，后来转交给乔培新本人。

通过与乔培新的深入交谈，调查组了解到，这笔存款实际上并非周总理的私人财产。当时周总理专门找到胡立教，详细交代了这笔存款的来源和处理原则。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调查组调取了总行档案室保存的所有相关文件。在一份1967年的工作日志中，他们发现了一段简短的记载：3月28日，接收一笔12000英镑匿名捐款，由周总理转交，待查明捐款人身份后另行处理。

这个发现为调查指明了方向。随后，调查组开始在档案中寻找与这笔存款相关的任何线索。他们查阅了1967年所有的涉外业务记录，希望能找到这笔英镑的来源信息。

在查找过程中，调查组意外发现了一份手写的工作笔记。笔记记载了当时经手这笔存款的具体过程，以及周总理对这笔款项的特别叮嘱：务必查清捐款人身份，在此之前不得动用分毫。

二、追溯源头（1967年）

1967年春天，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清晨，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个厚实的牛皮纸信封。信封上没有寄件人姓名，只写着＂敬呈周总理亲启＂几个工整的字。

当值的工作人员按照惯例对信封进行了安全检查。检查结果显示，信封内装有一大叠英镑和一封信。经清点，这些英镑总计12000英镑，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约83000余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信中写道，这笔钱是寄信人多年在国外工作积攒的全部积蓄。信的内容朴实无华，表达了寄信人对新中国建设的拳拳之心。信的末尾并未署名，只写着＂一个普通的爱国者＂。

接到这笔捐款后，周总理立即召集相关人员开会研究处理方案。在会议上，周总理指出，这笔款项虽然数额可观，但更重要的是要找到这位无私奉献的爱国者。

随后，周总理亲自安排人员开展调查工作。首先从信封上的邮戳入手，查找邮寄地点。经查，这封信是在北京市西城区邮寄的。工作人员随即对该区域内的邮局展开走访调查。

与此同时，周总理还责成中国银行对这笔英镑的来源进行追查。通过编号排查，发现这批英镑是从香港汇入的。但由于当时中英关系的特殊性，加上资料保存不完整，这条线索很快就中断了。

为了妥善保管这笔捐款，周总理指示将其存入中国银行，并特别交代：在找到捐款人之前，这笔钱一分都不能动用。中国银行随即开具了一张特殊存单，上面注明＂代周总理存＂。

调查工作持续了数月之久。工作人员走访了北京市多个机关单位，排查了所有近期从国外回国的人员名单，但始终未能找到这位神秘的捐款人。

这期间，周总理多次过问此事的进展。每当听说还没有线索时，他就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继续努力，不要放弃寻找。他说，这不仅仅是一笔钱的问题，更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爱国情怀的体现。

为了扩大调查范围，相关部门还在内部刊物上发布了寻人启事。启事中没有提到具体金额，只说有一位匿名捐款人的善举需要核实。但这个方法仍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直到1976年周总理去世，这笔存款的主人依然下落不明。按照周总理生前的要求，这笔钱继续存放在中国银行，等待着它的主人现身认领。

在这期间，中国银行的几任领导都接过了寻找捐款人的接力棒。他们将这个任务一代代传递下去，始终铭记着周总理的嘱托。这笔存款就这样在银行里静静地躺了三十年，直到1997年那次大规模审计工作重新揭开了它的尘封往事。

三、真相揭晓（1967-1997）

经过中国银行调查组的不懈努力，这笔存款背后的故事终于在1997年底浮出水面。通过查阅档案和走访知情人，一对令人敬佩的夫妇形象逐渐清晰——他们就是原中国银行香港分行高级职员刘本堃和他的英籍妻子刘道蕊。

刘本堃1915年出生于浙江宁波，年轻时就考入香港汇丰银行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放弃了在香港的优厚待遇，带着妻子回到内地，在中国银行任职。而刘道蕊是他在香港工作期间结识的英国籍华人后裔，曾在剑桥大学获得英语文学学位。

1967年初，刘本堃夫妇在得知国家正在进行重要建设项目后，决定将多年积蓄捐献给国家。考虑到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他们选择了匿名方式，将存款寄给了最受人民信任的周恩来总理。

在调查过程中，一份尘封已久的档案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1967年4月，周总理曾在中南海秘密接见过刘本堃。这次会面是周总理在得知此事的大致来龙去脉后，专门安排的。会面中，周总理向刘本堃详细了解了情况，但尊重了他不愿公开的意愿。

刘道蕊的贡献同样令人钦佩。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英语教育工作者，她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20余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她编写的英语教材在当时填补了多项空白，其中部分教材一直沿用至八十年代。

然而，文革期间这对夫妇经历了一段艰难岁月。刘本堃因其银行工作背景和与国外的联系，一度被下放到江西农村。刘道蕊则因其外籍身份备受质疑。但他们始终没有向任何人提起那笔捐款，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未动过要取回的念头。

1972年，在周总理的关心下，刘本堃重返工作岗位，在中国银行总行担任顾问，参与了多项重要的国际金融业务。刘道蕊也重返讲台，继续她的教学工作。

1975年，刘本堃向组织递交了一份详细报告，记录了这笔捐款的来源始末。他在报告中写道：＂这些钱是我和妻子在香港工作期间的积蓄，捐献给国家是我们的心愿。请组织放心，我们夫妇绝不会改变初衷。＂

这份报告被存入了机密档案，直到1997年才重见天日。当调查组找到已经年逾八旬的刘本堃时，这位老人终于道出了当年的全部真相。原来，他们选择在1967年捐款，是因为那年中国成功研制出了第一颗氢弹，这让他们深受鼓舞，决定为国家建设尽一份力。

整个事件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尽管经历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这对夫妇始终保持着低调，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即使在1997年真相大白时，他们仍坚持不愿张扬，只是表示这是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

四、后续处理（1997-1998）

1997年12月，在查明存款真相后，中国银行立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这笔特殊存款的处理方案。考虑到这笔存款的历史意义和特殊性质，银行决定按照三个步骤进行妥善处理。

第一步是资金核算。经过专业会计人员的仔细计算，这笔原值12000英镑的存款，加上三十年来的利息，已经增值到约54000英镑。按照1997年的汇率，折合人民币约70万元。银行在核算过程中，特别注意保留了所有计算依据和凭证，确保每一分钱都清清楚楚。

第二步是联系当事人。1998年1月初，中国银行派出专人前往刘本堃夫妇的住所，向他们通报了这笔存款的具体情况。当时已经83岁的刘本堃和78岁的刘道蕊坚持表示，这笔钱是他们自愿捐献给国家的，现在依然不改初衷。他们当场写下了一份声明，正式将这笔存款及其全部利息捐赠给国家。

第三步是制定资金使用方案。根据刘本堃夫妇的意愿，这笔钱将用于支持教育事业。经过多方商议，最终确定设立＂刘本堃刘道蕊教育基金＂，专门资助品学兼优但家境困难的大学生。

1998年3月，在中国银行总行会议室举行了一个简朴的捐赠仪式。参加仪式的除了刘本堃夫妇，还有中国银行的主要领导和教育部的代表。仪式上，刘道蕊用流利的中文讲述了他们夫妇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期望。

这笔基金的第一批资助对象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10名学生。这个选择颇具意义——这所学校正是刘道蕊曾经任教的地方。每名学生获得5000元助学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数额，足以解决一年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除了设立教育基金，中国银行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负责整理和保存与这笔存款相关的全部档案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原始存单、周总理的指示记录、调查报告、刘本堃夫妇的相关文件等，全部被装订成册，存入银行档案馆特藏室。

1998年5月，应中国银行的建议，《人民日报》以＂三十年的等待＂为题，报道了这个感人的故事。报道刊登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读者来信表示被刘本堃夫妇的爱国情怀所感动，也有不少人写信询问如何为国家教育事业出一份力。

这笔存款的妥善处理，不仅实现了刘本堃夫妇的心愿，也体现了周总理生前对待群众捐款的严谨态度。从1967年到1997年，这笔存款见证了中国银行几代人的职业操守，也记录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经过这次事件，中国银行还专门修订了特殊存款管理制度，确保类似的重要存款都能得到妥善保管和及时处理。这个制度一直沿用至今，成为银行重要的管理规范之一。

五、持续影响（1998-2024）

＂刘本堃刘道蕊教育基金＂的设立，在中国教育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个基金不仅资助了众多贫困学子，更带动了一批有识之士投身教育公益事业。

1999年，刘道蕊去世前将其收藏的2000多册英文原版书籍捐赠给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这批书籍中包含许多珍贵的英国文学典籍和语言学研究著作，其中最早的一本出版于1890年。图书馆专门辟出一个＂刘道蕊文库＂，陈列这些弥足珍贵的藏书。

2000年，刘本堃在85岁高龄时，将毕生积累的金融业务笔记和工作日记共计12册捐赠给中国银行。这些手稿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金融业务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国银行史料室的重要藏品。

2002年，首批受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中，有8人考取了国内外知名大学的研究生。他们自发组织了＂刘氏基金受助者联谊会＂，约定今后要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社会。这个联谊会至今仍在运作，成员已扩展到全国各地。

2005年，中国银行在总行大楼设立了＂周恩来总理与神秘存款展览＂，通过实物、照片和文字资料，详细展示了这笔存款的来龙去脉。展览每年接待参观者数千人，其中包括众多金融系统的新员工，用以培养他们的职业道德。

2008年汶川地震后，＂刘氏基金受助者联谊会＂的成员们自发募集资金，在四川北川县一所中学设立了＂刘本堃刘道蕊奖学金＂，专门资助地震灾区的学生。这个行动持续至今，已帮助超过200名学生完成学业。

201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将一座新建的教学楼命名为＂道蕊楼＂，以纪念刘道蕊在英语教育领域的贡献。楼内设有专门的展览区，陈列着她的教学笔记、编写的教材和使用过的教具。

2015年，在刘本堃百年诞辰之际，中国银行出版了《一笔特殊的存款》专著，系统记录了这笔存款背后的故事。该书被中国银行系统作为党建学习教材，并被多所高校选作金融职业道德的教学案例。

2018年，一部以这笔存款为题材的纪录片在央视播出，引起广泛关注。纪录片采访了当年参与调查的工作人员和首批受助学生，真实还原了这段历史。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刘氏基金受助者联谊会＂的成员们再次行动起来，为武汉地区的医护人员子女提供教育资助。这个项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响应，募集资金超过100万元。

2022年，中国银行将这笔存款的档案资料数字化，建立了专门的数据库，方便后人查阅研究。同时，还开发了线上展览，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

至2024年，＂刘本堃刘道蕊教育基金＂已累计资助大学生近千人。这些受助者分布在教育、金融、外交等各个领域，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