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燕云十六州的辽,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个中国历史难题

给女儿讲史地 2024-10-17 10:11:37

秦汉时期,皇帝是最大的地主,独享整个社会的分配权。农业社会形成一个基本的运行逻辑:官僚体系维护秩序,军事集团提供安全保障。获得安全承诺的农耕区,供养这两个体系和秩序。三国两晋,皇帝是王朝的大股东,资源分配权被世族豪强分享。底层无法供养如此庞大的利益团队,五胡乱华,秩序逐步崩溃。南北朝开始,皇帝靠着过度承诺上位,但频繁破产。在位后无法承诺分配的正义,因为秩序混乱下,无法解决农业社会的资源不足问题。直至北魏,来自草原的鲜卑统治者短暂地找到一种解题思路:可汗成为中原的皇帝,提供有别于农业社会的资源分配逻辑:皇帝作为共主,将农耕与游牧的经济互动,从抢掠转为国家内部的二次分配。但北魏高层快速汉化以及后来的分化,新的解题思路并未被验真。(极简中国「皇帝」史:可汗变皇帝,皇帝管草原)

隋唐皇帝多雄主,他们出自关陇,权力的承接转换与北魏一脉相承,对如何管理游牧/农耕过渡地带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无论是「圣人可汗」的杨坚还是「天可汗」李世民,都是中原雄主对这份知识的复用。

但是,这种新的「皇帝」终归是雄主的努力,而非王朝的设计。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开始失去对边疆的控制。出自塞北的将领担任着帝国外围节度使,他们听调不听宣,是唐帝国后期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甚至,这种安排本身,就是唐帝国后期继续存在的政治基础。

唐朝后期皇帝的权力边界早已经收缩到农耕区,靠着统领财税重地向各节度使输送钱财,勉强维系着边陲独立政权形式上的臣服。彼时东亚的政治格局,已经需要新的秩序逻辑,用来面对:1、燕云地区已经取代关中-洛阳成为权力角逐中心;2、塞北的游牧政权已经开始理解自身与中原王朝的共生关系,资源的获取并非必须依靠抢掠。契丹人的解题思路曾经在大唐庇护下的契丹民族,在这时候从东北亚崛起,在中原逐鹿的五代,拿到了燕云十六州。和曾经的北魏一样,历史把同样的问题,抛给了契丹统治者:如何管理这个同时有农耕、草原的复杂帝国。

辽国/契丹统治者必须表现出极大的政治智慧,顺应这个时代诉求。当然,相隔大几百年,契丹人有比鲜卑人更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辽国的政治设计极具创造性---两院制。北院主要负责契丹族和其他游牧、渔猎部族的事务,处理宫帐、部族、属国。南院则主要负责汉人等农耕民族的事务,管理州县、租赋、军马等事宜。

这从制度,而非靠着雄主的努力,明确了辽国君主的定位,既是草原的「可汗」又是农耕的「皇帝」。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皇帝」的身份被重新定义。他的权力,应该能够支撑去统领、协调中国空间格局内不同的生存方式和利益诉求。辽国皇帝,开始利用所掌握的农耕区域资源,支持游牧与渔猎区域高频的周期性经济问题,并为农耕区域提供安全承诺。以往,这种共生关系的实现方式是杀戮和战争,新的局面被打开。与辽同时代的北宋,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国家,开始承认辽国君主的皇帝身份,这是中国历史中原王朝首次(当然,这背后是辽宋多年的战争,及至檀渊之盟)。于是,新秩序下的辽国「皇帝」与旧制度下的宋朝「皇帝」,联手将之前仅存在于辽国内部的农耕-游牧协作关系扩大到了两国。辽国承诺安全保障,为宋隔离草原与戈壁的压力,而宋负责提供岁币等资源供给。不过,辽国的统治者依然无法抵抗来自农耕的资源「诅咒」,很快也丧失了对这种农耕-游牧/渔猎共生关系的管控。但是,至此开始中原「皇帝」和漠北「可汗」统一为新的中国「皇帝」。随着新的、能满足中国治理诉求的帝国陆续登场,传统的中原皇帝在南宋灭亡后就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的故事就不赘述了。金、元、明、清的统治者,都自觉地成为新式「皇帝」,统治着中原、草原、戈壁、西域、雪域……,分配着内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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