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彭真接替叶剑英领导人职务，去世前坦言：我一生无憾

1983年，已经81岁高龄的彭真接替叶剑英，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位从贫农家庭出身的革命家，用自己的一生见证了中国从旧社会到新中国的巨大变迁。从延安时期就得到毛主席的赏识，到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北京市的建设工作，再到推动法制建设的重要推手，彭真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革命者的担当＂。1997年，卧病在床的彭真对前来探望的亲友说：＂我一生无憾。＂这句平实的话语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人生历程？为何一位经历过多次政治风波的老革命家，能够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的一生？他为新中国的建设究竟做出了哪些贡献？

从贫农子弟到革命先锋

1902年，在山西曲沃县侯马镇的一个贫苦农家中，傅懋恭出生了。这个后来改名为彭真的孩子，从小就经历了生活的磨砺。在当时的乡村，能够读书识字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直到12岁，他才有机会走进私塾开始启蒙教育。

侯马镇位于山西南部，是晋南地区的重要集镇。这里不仅是南北交通要道，也是商贸往来的重要枢纽。年幼的傅懋恭经常在镇上见到形形色色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他们中有人衣着光鲜，也有人面黄肌瘦。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他对社会的不平等有了最初的认识。

1923年，21岁的傅懋恭在太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在山西、河北等地开展地下工作。1930年，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在天津被捕入狱。在狱中，敌人对他实施了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

狱中的生活极其艰苦，但傅懋恭并没有被压垮。他在狱中组织成立了秘密党支部，领导狱友与敌人进行斗争。为了抗议狱方的非人道待遇，他两次带领难友进行绝食抗议。第二次绝食持续了七天七夜，他的身体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依然没有向敌人低头。

1935年，组织设法营救了傅懋恭。出狱后，他立即投入到天津的地下革命工作中。这一时期，他在冀中平原一带开展统战工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傅懋恭与聂荣臻等同志一起，在华北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片根据地横跨晋绥、察哈尔、河北三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这里，他开始使用＂彭真＂这个名字，并逐渐在革命工作中崭露头角。

在晋察冀根据地，彭真负责政权建设工作。他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方针，建立了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他还积极发展根据地经济，组织军民开展生产运动，使根据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得到了发展壮大。

1940年，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参议会召开，彭真主持起草了《施政纲领》。这份纲领明确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目标，对根据地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他的主持下，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不仅打退了日军的多次＂扫荡＂，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延安时期的重要贡献

1941年春，彭真从晋察冀边区来到延安。在一次重要的工作汇报会上，他详细介绍了晋察冀边区的建设经验。汇报中，他系统阐述了根据地在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和军事防御等方面的具体做法，特别强调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重要性。这次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认为彭真的工作经验具有普遍性意义，随后将这份汇报材料转发给各个根据地，要求各地党委认真学习。这次汇报为彭真在延安的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1942年，彭真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当时的中央党校校长正是毛泽东。在党校工作期间，彭真积极参与整风运动，主持党校的整风学习。他组织编写了《六大以来》等重要学习文献，为全党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彭真负责中央机关的整风工作。他提出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主张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帮助干部提高思想认识。这一时期，他还参与创办了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骨干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彭真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推动建立了干部考核制度，改进了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同年，他又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为解放战争后接管大城市做了周密准备。

1944年，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彭真作为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文件系统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对全党统一思想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彭真不仅进入了大会主席团，还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标志着他已经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同年，在重庆谈判前夕，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彭真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的地位仅次于中央五大书记。这一时期，他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在土地改革问题上，他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强调要把发动群众与依靠群众结合起来。

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时，彭真负责指挥机关人员有序撤离。在撤离过程中，他组织人员将大量重要文献和档案安全转移，确保了党的文献资料不致损失。这些文献后来成为研究党史的重要资料。

1948年，全国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彭真担任华北局书记，协助刘少奇领导华北地区的解放战争。他提出要做好城市接管的准备工作，并亲自制定了接管城市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和经验，为随后解放军接管大城市提供了重要参考。

开创性的城市建设思路

1949年初，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彭真与叶剑英一起承担起了这座古都的建设重任。作为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立即组织人员对城市现状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发现，当时的北京城区面积仅有62平方公里，人口不足200万，基础设施破旧，工业基础薄弱。

面对这种状况，彭真提出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工业基地＂的城市发展定位。1953年，他在一次市委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北京要建设成为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这个在当时看来极为大胆的设想，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彭真提出了分区管理的创新模式。他将北京分为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三个层次，每个层次都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城区重点发展行政、文化和商业功能；近郊区发展工业和农副业生产；远郊区则以农业生产为主，同时规划建设卫星城。

在具体规划中，彭真特别强调要保护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1953年，当一些人提议拆除城墙修建二环路时，彭真提出了保留城墙、在城墙内侧修建环路的方案。虽然这个方案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率先提出的文化保护理念，对后来北京的古迹保护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城市绿化方面，彭真提出了＂花园式城市＂的构想。他主持制定了《北京市绿化规划纲要》，要求在主要道路两侧、工厂周围和居民区内大量种植树木。1958年，他亲自督导建设了玉渊潭公园，这成为北京最早的大型城市公园之一。

交通体系的建设是彭真着力推动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他提出要建设＂四横四纵＂的主干道路网，并在此基础上规划了立体交通的蓝图。1953年，他提议在长安街下建设地铁，这个想法虽然当时未能实现，但为北京后来的地铁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工业布局方面，彭真创造性地提出了＂组团式＂发展模式。他将工业区划分为若干个产业组团，每个组团都配套建设生活区和公共设施。首钢、北京化工厂等重要工业项目的选址，都采用了这一理念。

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彭真提出了＂统建统配、标准适度＂的住房建设方针。在他的推动下，北京开始大规模建设工人新村。西单民康里、东单民主里等早期居住区的规划建设，都体现了这一思路。

彭真还十分重视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他提出要实现＂五通一平＂，即通水、通电、通气、通暖、通讯和道路平整。1954年，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北京市自来水建设规划》，为解决城市供水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加强城市管理，彭真创立了街道居民委员会制度。这一基层组织形式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城市管理问题，还成为推进基层民主的重要载体，后来在全国推广。

推动法制建设的重要探索

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彭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作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推动者，他开始了一段艰辛而富有开创性的法制探索之路。当年9月，他参与主持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为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在宪法起草过程中，彭真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他特别强调要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并明确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1954年9月15日，在向全国人大作宪法草案说明时，他详细阐述了宪法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1956年，彭真开始主持中央政法工作。这一时期，他积极推动司法体制改革，提出要建立独立的检察制度。在他的推动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独立行使检察权，这是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57年，彭真主持制定了《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办法》，强调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份文件首次明确提出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念，对后来的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1962年，彭真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工作方针。这个著名的＂十六字方针＂，成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在刑事司法领域，彭真提出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办案原则。1963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几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明确要求在刑事诉讼中要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同年，彭真还组织起草了《关于加强法制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强调要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全民法律意识。他提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普法活动，并建议将法律知识纳入学校教育内容。

在民事立法方面，彭真主持起草了《婚姻法》修正案。这部法律明确规定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等原则，对保护妇女权益、维护家庭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推动制定了《继承法》《收养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

为了加强基层法制工作，彭真提出建立人民调解制度。这一制度充分发挥群众力量，把矛盾解决在基层，成为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1964年，他主持制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使这一制度得到了法律保障。

在立法工作中，彭真特别重视调查研究。每一部重要法律的起草，他都要求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他提出，立法工作要＂从实际出发，适合国情＂，这一思路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改革开放时期的重要贡献

1978年，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彭真重新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立即投入到推动改革开放的工作中，为新时期的法制建设和人大工作开创了新局面。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七部重要法律，其中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彭真作为主要起草者之一，在这些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特别强调要把＂有罪推定＂改为＂无罪推定＂，这一变革性理念为后来的司法改革指明了方向。

1980年，彭真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提出要加强地方立法工作。他建议赋予省级人大立法权，使地方能够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一建议后来写入了宪法，成为中国特色立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1年，彭真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大力推进人大制度建设。他提出要建立专门委员会制度，使人大工作更加专业化。在他的推动下，全国人大相继成立了法律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

1982年，彭真主持修改宪法工作。新宪法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法律基础，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在修宪过程中，他特别注重吸收各方意见，组织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和讨论。

1983年，彭真提出要加强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他创制了专题询问制度，要求政府部门负责人到人大常委会接受质询。这一制度的建立，大大增强了人大的监督效能。

1984年，为适应改革开放需要，彭真主持制定了《专利法》《商标法》等一系列经济法律。这些法律的出台，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同年，他还推动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使公民有了起诉政府的法律渠道。

1985年，彭真在全国人大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基层人大建设。他建议在乡镇一级建立人大主席团制度，使基层民主政治有了组织保障。这一制度后来在全国推广，成为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

1986年，彭真主持制定了《民法通则》。这部法律确立了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原则，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在起草过程中，他特别强调要保护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

1987年，在他担任委员长的最后一年，彭真推动制定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部法律确立了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人大工作中，彭真始终坚持要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他提出代表要多深入基层，了解民情民意。在他的倡议下，建立了代表联系群众的制度，使人大工作更加贴近群众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