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命运坎坷，艰苦至死

我从外地匆匆忙忙地回到仙游老家，已经是深夜一点半钟了。洗完澡，刚躺在床上，正要安歇，我家的大门就“笃”“笃”“笃”直响。

我妈就近从门缝里问：“是谁?三更半夜直敲门。”语气里带有几分气恼。

“阿俊在家吗?”显然是我老同学阿武的声音，我一骨碌地爬起来，来不及穿毛衣，直去开门。

“赶快到县医院去！赶快到县医院去！我们崇敬的朱老师快要走了！赶快！赶快！”

我俩三步并作两步，直跑到仙游县人民医院朱老师病房前。这时，病房里站得满满的，除了他的子女、亲戚外，还有十几个他的学生。

原来，今天傍晚，他从木兰溪滩筛沙回来，过门槛时，前脚刚跨过去，后脚抬起，就被门槛绊倒在地，一蹶不起，睁大眼睛，用手招呼几下，就不动了。二儿子及媳妇刚好在家，急忙呼喊一辆人力车，直接送到县医院抢救。

医生拿出听筒，轻轻地贴在他胸部，又轻轻地拉直他的手腕，手放在病床前的桌子上按脉搏，量血压。医生摇了摇头，连声说道：“无望！无望了！”

在场的同学和亲属，不相信这个诊断，连声问道：“什么?什么?”

医生也是朱老师的学生，他强忍着悲痛说：“这是严重的脑溢血，血压很高，脉搏很微弱，顶多再活几个钟头。”

在场的十几位同学，愣了一下，不约而同地突然放声痛哭起来，紧紧地拉住医生的手说：“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想方设法把他救活，他实在是我们学生值得永远尊敬、永远爱戴的好老师。”

在场的其他人，也个个难过得掉下泪来。

尽管院方用了最好的药物，想说一切抢救办法，也无法救醒朱老师。他终于撒手人寰，离开仙游故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这是1984年四月的一个晚上，这一天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天。

天阴沉沉的，刮着冷风，下着阵阵毛毛细雨。我回到家，躺在床上，无论如何，也难以入眠。朱老师的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我脑海里演映着。

二、教书又育人，无视“纲”与“线”

仙游第一中学，是仙游县最高学府。我有幸在这里读了初中，毕业后，又幸运地被免试保送在这里读完高中。教过我语文的老师，少说也有七八位。在这些教师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算来只有高中毕业文凭的朱启球老师。

记得教我初一语文的本来是一位莆田籍的陈老师，他教法呆板，照参考书照搬，态度又严肃，课堂上很少有同学敢举手质疑。他为人谨小慎微，步步紧跟形势走，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全班同学认为这样下去不得了，就把他给“轰”走了。校方不得已，只好动员教务处职员朱启球来暂代，试试看。

一天下午，一位三十六七岁，穿着一件半旧灰色“中山装”的人，一拐一拐地走进教室，含笑地向同学们点点头，我们全班同学，突然一愣，看他手上拿着教案夹，这下才意识到是教师。这时，班长灵机一动，马上喊声：“起立！”

大家连忙齐声喊到：“老师好！”

“坐下！同学们好！”声音响亮且有力。“同学们，我是职员，只有高中文化水平，实在没有资格教你们语文。眼下，学校没人可代，我自告奋勇，来滥竽充数……以后，你们觉得不行，也可以把我‘轰’走……”

他的话，很谦虚，又看他是个拐脚的人，怪可怜的，我们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静静地坐在教室里，静候他开课。

朱老师教的第一课是鲁迅写的小说《孔乙己》。他备课充分，口手并用，教得有声有色，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时至四十年后的今天，孔乙己的形象，还没有在我脑海里消失，还记得在鲁镇，有个“咸亨酒店”，“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还记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还记得他偷书被人发现了，还要涨红了脸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时至今日，孔乙己的语言、行动和神态，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朱老师的教态自然，教法有方，课堂上师生两边互动多，气氛很活泼。他授课时，声音有高有低，抑扬顿挫，恰似演员在舞台上演戏，听他的课，简直是一场艺术享受，受益匪浅。因此，他教过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栩栩如生，不会忘记。鲁迅小说《一件小事》《故乡》中的主人公车夫、闰土，其形象至今尚活跃在我脑海中，而我走上教学岗位后，教法也颇受学生欢迎，这是受朱老师的影响。

其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上下到处高举红旗，大抓“阶级路线斗争”，凡事都要跟“纲”与“线”联系起来看，几乎所有的语文老师，尤其是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都捧着饭碗发抖，宁可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分析课文思想时，都要上“纲”上“线”，突出政治。这种脱离课文实际，把语文教成政治，宁“左”勿“右”的教法，学生是不爱听的，但人人心里原谅老师的苦衷。

我们学生中，有人好劝朱老师说：“朱老师，你讲课要注意，也要‘高举’‘高举’一下，以免给人揪住辫子。”朱老师听后，竟毫无顾忌地说：“语文是工具学科，怎能那样牵强附会，套上阶级斗争吗?我才不！”我们知道朱老师的犟脾气，往后就不规劝了。

朱老师不仅语文教得好，还经常深入到我们宿舍，了解同学们的生活。孔子曰：“有教无类。”他就遵循孔子的教育理念，对学生一视同仁，不管你是什么家庭出身。那个时期，一切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非常时期，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没有哪个教师敢去关怀。记得我们班有位姓陈的同学，其祖父是旧社会的县参议员，家庭经济拮据，多次想中途辍学，都得到朱老师的经济帮助，读完高中。还有一位姓郑的同学，其父亲是旧社会的“保长”，同样得到朱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因此，朱老师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他们二人受株连，无法考入大学，只好回家务农去了。真是可悲啊！

朱老师的脾气，怪就怪在教书育人时，无视当时的“纲”与“线”，也许正是因为这点罕见的高贵品质，才使得他成为仙游一中最值得学生永远缅怀的老师。

三、老师成右派，学生也遭殃

我永远不会忘记1957年的春天，那时木兰溪两岸柳枝吐绿，桃花照人，我们尊敬的朱老师，一夜间成了仙游县教育界大名鼎鼎的右派分子。

这时，我正在仙游一中读高二年级，课程重，作业多，多数同学一吃过晚饭，就回到教室埋头完成教师当天布置的作业了。

有一天，约摸是晚上八点许，一位外出小便回来的同学轻轻地说了声：“晚上教工食堂斗争右派分子朱启球等人。”这个消息好像一枚重磅炸弹，在教室里炸开。我们几个朱老师教过的学生，个个胆战心惊，暗地里关注朱老师的命运。

我们几个同学，不约而同地蹓出教室，行色匆匆，一路小跑到教工食堂，透过门缝、窗缝，偷看校党支部组织的批斗大会。

仙游一中党支部书记李永贵声色俱厉地宣布：“最近我校同全县一样，反右斗争取得辉煌胜利。今天，我们又揪出了隐藏很深的几个右派分子。”他当场念出朱启球，还有其他几位教师的名字。接着，校团支部书记曾加良也声嘶力竭地领头呼喊口号，他喊一句，与会的教工作跟一句。诸如：

“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朱启球！”

“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吴绍周！”

“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连茂范！”

“……”

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在教工食堂回荡着。主持人说：“现在，首先批判我校大右派分子朱启球。”话音刚落，事先早已布置准备发言的老师，就迫不及待地举手，强烈要求发言。里面的气氛十分紧张。党员干部首先站起来批判，发言相当激烈，用词无所不用其极，无限上“纲”上“线”，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巨大的政治运动，脑子一下子膨胀起来，像塞满荆棘，耳边乱哄哄的，批在朱老师身上，痛在门窗外偷看动静的我们身上。

他们批判朱老师的主要“罪行”，是任教期间，利用讲台，散布阶级调和论，蓄意培植地、富敌对阶级接班人，与党争夺青年一代，还有……不一而足。

朱老师被迫站着，斜着身子，脸部毫无表情，看不出任何喜怒哀乐的神色，批判他的老师们，无中生有，层层加码，帽子越扣越大，有的内容简直是“莫须有”。大会不允许他争辩，实际上大会也不允许他有这个权利。其实，他也不想申辩，他从经验中得知，批判他的老师，有的是真心实意地批判他，有的迫于形势，口是心非，不“紧跟”，不“高举”，铁饭碗也可能砸破掉呢！

第二个星期，运动由教师内部向学生方面扩大。在校党支部策划下，那几天从初中部到高中部，从教室到大礼堂，所有墙壁上贴满了一张张揭发右派分子朱启球如何操纵“朝天瞥”罪行的大字报。“朝天瞥”原是几个亲近朱老师的学生写文章在学校黑板报上发表文章的笔名，这些人写好文章，请朱老师修改，然后在学校黑板报上发表。这些年幼无知的朱老师的亲学生，受到了严厉处分。其中，有的开除团籍，有的开除学籍，送回农村劳动改造，还有许多所谓“朝天瞥”集团外围组织的学生，高考被剥夺录取资格。

四、妻离子散，潦倒一生

1958年九月，我离开了仙游一中，有幸到厦门大学继续深造。而被朱老师株连，无法上大学，只能返乡务农的同学，都不断从信中给我传来朱老师的消息。因为他“顽固”，始终不肯低头“认罪”，因此，不像其他右派分子那样，或遣送回乡监督劳动改造，或押送劳改农场，而是把他开除公职，留在学校就地监督改造，勒令他扫地、洗厕所、挑水浇花木，每月支付三十多元生活费。

1960年七月，我从厦门大学回到仙游乡下度假，在仙游城关无意间邂逅了朱老师，此时，他蓬头垢面，须发寸把，黑白掺半，全不像是个三十七八岁的人。脸上黄中带黑，两颧骨高高，与两年前的他相比，分明是两个人。我心中酸楚，热泪盈眶，连忙走过去问候道：“朱老师，您好！”

“……”不见回答。

“朱老师，您好！”我以为他没听见，大声再问道。

“……”仍然不见他回答，只见他慢慢地一拐一拐地走近我，用右手摇一摇，示意我赶快离开。

我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不回答，是好心，是怕连累我，妨害我的前途。那时，有几个人敢于跟“四类”（地、富、反、右）分子套近乎，亲近呢?

我从城里同学口中了解到，他被赶出仙游一中了，遣送原籍——城关东风街管制改造。他的老婆以及四个子女，早就被下放妻家农村，当农民去了。大儿子在农村也饿死了，现在朱老师孑然一身，靠捡拉圾度日。有时到木兰溪溪滩掏沙换钱，艰难生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朱老师的生活更加艰难了，很难用语言描述。

二十年后，朱老师的冤案由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得到平反昭雪，但此时他已将近花甲之年，精神面貌及体力，都大不如前，仍然住在那低矮的土墙破屋内，仍然常到木兰溪滩去筛沙出售，以弥补生活。

朱老师的悲剧，是新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案例之一，跟他有同样遭遇的人，在中国大地上，何止万千呢?朱老师含恨离开了人间，但他的这种不管出身如何，一视同仁的教学精神，永垂不朽！

吴兆俊（摄影：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