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赋墨尘
编辑 | 赋墨尘
前言
宋孝宗赵昚，其在位时期被称为“乾淳之治”。在他即位的第二个月，即展现出了对政务的迫切关切和决断，平反岳飞等被贬谪的主战派官员，
重新启动张浚入朝商议隆兴北伐。这显示了他雄心勃勃、敢于决策的一面。即便是如此尽职尽责、寝食难安的宋孝宗，他的“勤政”也成为一些问题的温床。
“勤政”带来的遗憾
南宋在高宗主政时的财政一直紧绷不舒，孝宗登基后，不仅以身作则勤俭节约，尽可能减少开支，还经常召见负责财政的官员进行详细核账。
为改善国家贫弱状况，他对农业生产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每年亲自了解各地的丰收情况，对新的农作物品种也格外重视。有一次，范成大呈上一种名为“劫麦”的新品种。
孝宗的用心体现在他对民生的关爱上，他明白良好的农业生产对国家稳定的重要性，不遗余力地在改良农作物、提高产量上付出心血。这种与民同甘共苦的情怀，让他在当时的百姓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形象。
即便是勤政为民，孝宗的治国之道也并非一帆风顺。他勤政节俭的同时，却忽略了一些隐患。
宋孝宗的治国理念也展现在他对科技的重视上，在一些官员呈上关于新技术、新品种的报告时，他总是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取，并积极支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
这种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为南宋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孝宗在治国有方面取得了一些显著成就，但他的过分勤政也让一些问题悄然生根。在政务的处理上，他逐渐感受到了疲惫，但仍然难以自拔。这使得他在执政过程中，时常陷入事务繁重、难以喘息的境地。
在孝宗的时代，南宋社会风气明朗，经济逐渐回升，农业生产也迎来了一片丰收的景象。然而，他的治理模式也因过度勤政而显得有些单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一些问题埋下了伏笔。
孝宗赵昚作为一位积极勤政的皇帝，致力于改善国家经济和农业生产，为南宋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他也因为过于专注于政务，而在一些问题上失之疏漏，这为南宋后期的一些困境埋下了隐患。
在宋孝宗执政的二十八年间，宰相一职变动频繁，这一现象是对前朝秦桧弄权教训的深刻吸取，避免了宰相权力过长积聚成为“势力”的风险。这也与太上皇赵构背后的干政有关。
太上皇揽权使得孝宗缺乏皇帝独尊的地位，导致大臣们将一些朝政重要事项寄望于太上皇的决断，令孝宗感到对权威的渴望和对大臣的不信任。
随着主战派如张浚、吴璘相继去世，南宋愿意积极统兵出战的大臣逐渐减少。在这个时候，中书舍人虞允文崭露头角，成为一位出将入相、文武兼备的军事奇才。
在采石一战中，他挺身而出，大败金军，成功挽救了南宋政权，使其在军中赢得崇高的声望。乾道三年（1167），孝宗任命虞允文为知枢密院事，接替吴璘出任四川宣抚使。
虞允文的崛起不仅仅是对孝宗的得力助手，更是南宋军事力量的积极象征。
他在采石之役的出色表现使他成为军中的一匹独特的黑马，为孝宗在军事事务中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一时期的政治与军事动荡，虞允文的才干和威望成为南宋的一大亮点。
防人之心应有
虞允文，身处北伐时局，虽积极支持并在四川经济发展、练兵备战，然而内心却被繁重的顾虑所困扰。
北伐之前，孝宗在“隆兴和议”前后态度摇摆，对和战之际多次犹豫，最终在赵构和主和派压力下屈服，签署了屈辱的和约。虞允文对此感到如同骨中刺，深知再次北伐后，若孝宗态度再次改变，自己或将陷入两难境地。
虞允文敏锐地察觉到孝宗屡次提拔曾觌、龙大渊等奸佞宠臣，这让他内心深感不安。
担心北伐不利时，自身必遭到朝野上下的围攻，甚至有可能遭受杀身之祸。这种压力使得他在战略决策中需要更加谨慎，权衡得失，时刻警惕着权谋之风带来的不测风险。
在四川任上，虞允文还亲眼目睹孝宗任命主和派梁克家为宰相，形成了以主和派宰相为核心的领兵将帅格局。
这一局面不仅令虞允文感到内外夹击的压力，更强化了他的担忧。孝宗对主和派的重用可能成为北伐计划的隐忧，因为这样的人事安排可能会影响军队指挥层的统一性，加大军事行动的不确定性。
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时局下，虞允文的内心矛盾和担忧显得尤为深刻。他需要在支持北伐的同时，不断权衡各种可能的风险和困境，以谨慎而审慎的态度引领自己走向未知的前程。
北伐的胜败将直接关系到虞允文个人的命运和对家族的影响，使得他在这个历史时刻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乾道八年（1172）九月，秋意渐浓，叶片在微风中萧瑟。虞允文辞去相位，肩负四川宣抚使的责任，一别皇城，向西而去。在临行之际，金黄的落叶伴随着他的脚步，宛如告别时分的黯然。
朝堂上，孝宗皇帝的嘱托充满着期待，他急切地期盼虞允文能够迅速在四川展开行动，并与江淮军队在河南汇合。
在四川的大地上，虞允文展开了积极的备战。这片土地沐浴在淅淅沥沥的秋雨中，山川间蔓延着一层层云雾。
军队在这静寂而肃穆的环境中整装待发，但却始终按兵不动。乾道九年（1173）十月，孝宗亲自发出手诏，催促虞允文出兵。虞允文仍以“军需未备”为由，婉拒了皇帝的命令，要求孝宗“待时而动”。
孝宗对于虞允文的迟疑感到无奈。在皇城中，他焦急地等待四川的战报，但消息迟迟未至。虞允文的回绝让南宋时期北伐的雄心愈发显得遥不可及。乌云笼罩着皇城，宫殿中的灯火映照出皇帝沉郁的神情。
乾道九年将近尾声，孝宗从未等到虞允文的声音。山河依旧，而北方的梦想却已经渐行渐远。
他在操劳和纠结之中离世，眼中未见到南宋旗帜在北方高飞的壮丽景象。虞允文未发一兵一卒，使得孝宗的复兴中原的梦想最终化为泡影。
前朝教训刻骨铭心，历史的沧桑应当引起深思。大臣不力，应及时更迭；勤政尽责，是可嘉的美德。
孝宗这位北伐意志坚定的皇帝，或许在勤勉一生的同时，忽略了为政者的关键——以赢取人心、不失人心为要，这或许是他的一大疏漏。在历史的风云中，他所托付的梦想最终在虞允文的犹豫中随风而逝。
大局谋划
宋孝宗身临政务繁忙的压力下，采取高度集权的方式，对国家事务独揽大权。这一做法实际上使他失去了得力的助手，如他所说的“胸中每日走天下一遍”。
每天在政务的繁琐中度过的孝宗，日落后仍需反复思虑当天的政事，深怕朝政有失。表面上看似是宰相们不得力，实际上是因为大臣们不敢、不便多言，也就不愿多操心尽力了。
进一步深究，孝宗对身边的宠臣极为信任，甚至不惜得罪朝中的文臣和武将。这是因为宠臣让他个人的权威欲望得到了满足。
他倚仗这些亲信，对朝中大臣表现得相当漠视，使得宰相们难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形成一种言而无信、主仆失衡的局面。
这种做法使得朝政变得一言堂，让大臣们感到被忽视，也让孝宗在权谋和政治的漩涡中越陷越深。
这一切反映了他对权力的过分依赖，以及对朝臣的疏远，成为导致他政务不顺、国家局势不稳的一大原因。
宋孝宗的高度集权带来了政治决策的混乱和朝政失序。他的行为虽然源自对权威的追求，却也因此导致了国家治理上的种种问题，使得他在处理国家事务时备感压力，最终影响了整个政权的稳定。
在这个情境下，皇帝亲自亲征、亲理政务的表象只是宫廷政治的一层面。这种行为不过是一场政治表演，掩盖了皇帝内心的不信任和对大臣的过度自信。
这样的权谋使得文臣畏首畏尾，武将在战场上丧失了锐气，都因对皇帝的忌惮而沦为噤若寒蝉的局面，令人深感唏嘘。
北宋时期有着诸如张浚、吴璘、虞允文等不乏雄才的臣子，难道他们不是为国恢复中原的得力助手吗？
由于孝宗对臣子的不信任和宠辱不一的处理方式，北伐之计屡屡受挫，致使有才之士无法发挥作为，国家收复中原的雄心也难以实现。
皇帝过于关注细节，同时对大臣缺乏信任，甚至纠缠于设置内部障碍，必然难以取得大业。
孝宗所谓的“勤政”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实质性的政治启示，反而在收复中原的事业上一无所获，留下了一个不能不让人深思的结局。
结语
在历史的长河中，孝宗时期的政治局势表明，对臣下的不信任和自大只会导致国家事业的失败。
过于关注个人的权威和微观细节，缺乏对大局的全盘谋划，将使得国家面临重重困境。孝宗时期的政治教训，是一个深刻而引人警觉的历史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