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完工，且存在诸多质量问题的项目，一审法院却当成竣工工程判；没有付款凭证的“空转”工程款，这样的虚假诉讼，也得到了一审法院的支持；而自己因为质量争议、虚假工程款纠纷，被对方非法拘禁15天，工地被强占近10年，却无人理会”，杨先生说，“一起本来很简单的工程合同纠纷，却一拖10年，种种不合常理现象的，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

而杨先生，因为这一纠纷，名下公司开发的呈龙国际商住楼项目（下称“呈龙国际”）“被烂尾”长达十二年之久，一个盈利预期可观的项目迟迟不能复工复产，导致早年投入项目的数千万元，因为诉讼纠缠、本金和利息的叠加，已经债台高筑，无收入来源，被限高，眼睁睁地被推入了破产的深渊。

2023年9月，恒大地产暴雷事件发生后，成都市新都区相关部门对呈龙国际项目的复工复产、破产重整工作，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10月31日，新都区人民法院法官，自案件诉讼十余年来，第一次实地到了呈龙国际项目，查看工程状况。

多年前，杨先生经招商引资，到成都市新都区投资办厂。2007年，又通过招拍挂，透过其名下的四川省振国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振国公司”）取得了成都市新都区的一块土地，以呈龙国际商住楼项目（下称“呈龙国际”）进行开发。

水坑为合同约定应建而未建的一栋楼的基础

2010年5月、6月期间，振国公司与四川永志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永志公司”）签订“建设施工合同”和“建设施工合同补充协议”。

合同双方约定，由永志公司包工、包料、包质量、包安全的方式，承包呈龙国际项目的工程建设，项目共6栋11层至17层住宅楼，建筑面积60564.36平方米，含土建、安装、装饰，合同价款为9084.6540万元。

然而，永志公司在施工过程中，不断地出现质量问题。监理单位多次向振国公司反馈，施工方存在不按图施工，擅自更改设计内容，在施工中偷工减料，存在工程质量问题。

没有想到的是，工程监理的尽职行为，引来施工人员的多次辱骂，甚至还对监理发出威胁。无奈之下，监理人员只能开出整改通知后，远远避开。同时，振国公司的员工也因为向永志公司提出整改建议，而遭到威胁。

工程质量有问题，杨先生曾多次要求永志公司返工重建。如此，双方产生了矛盾。

2011年5月18 日，永志公司单方面向振国公司出具了一份完工总产值为8850万元的“预算单”，索要工程款进度款。

而在2011年7月14日的《证明》中，确认的总产值为5800万元。

由于该报告没有经过振国公司工程部、技术部门的确认，故未得到认可。

2011年6月1日，永志公司以振国公司拖欠工程款为由，单方面停工。

由于双方对工程量价款未达成一致，项目也就陷入停工和扯皮状态。

就在永志公司与振国公司双方僵持之时， 2011年11月15日，四川嘉博商贸有限公司（下称“嘉博公司”）的刘玉英（因案在逃的红色通缉人员，嘉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组织、纠集了数十名黑恶势力人员，以追讨3000万元借款为由非法拘禁了杨先生。

杨先生称，事实上，刘玉英追讨3000万元只是幌子（该笔借款还款期未到），实际上是逼迫杨先生交出项目楼房销售的口令密码，试图控制整个楼盘。

为了获得口令密码，刘玉英指使手下非法拘禁杨先生长达15天。

期间，刘玉英的手下对杨先生不断地进行人身攻击、言语侮辱、恐吓、殴打，24小时限制人身自由和严密看管、跟踪尾随，切断了对外的电话联络，不准吃喝睡。

据杨先生家属小张（化名）回忆说，她那段时间被一群陌生人隔离在公司的另一间办公室，15天的时间里，自己每天都听到办公室内有人大声嚎叫、不停的传来杨先生被殴打的惨叫声。

小张说，“我多次进入杨先生办公室，每次都看到刘玉英团伙手下的黑恶力分子，不是跳上办公桌拿卷起来的报纸（内夹硬质钝器）猛烈击打杨先生的头部，就是将杨先生摁在墙角施暴，且不断言语羞辱，想起来就骂，想起来就打，拳打脚踢，一直折腾了15个日夜。”

在杨先生被控制的第一天，小张趁对方不留神报警求助。而令她不解的是，当出警人员赶到现场时，本该立即进行“险情处置”，将他们带离、护送至安全地带，当时，他们竟然称“很正常”。并说：“不要动手，你们这属于经济纠纷我们管不了。”然后离去。随后，小张又多次报警求助，均无果。

尽管遭受了15天非人的折磨，杨先生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见拿杨先生没有办法，刘玉英在2011年11月底的一天，将杨先生带到成都市凯宾斯基酒店，见了永志公司的负责人刘某勇。又是一番言语威胁。

此后，基于刘玉英团伙的压力，杨先生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与永志公司、嘉博公司之间签订了几份《补充协议》和一份《三方合作协议》。

尽管杨先生答应了永志公司的刘某勇、嘉博公司的刘玉英签下了上述协议，但项目依然没有顺利推进。

杨先生说，《三方合作协议》的本质，是嘉博公司和永志公司通过虚增工程量等手段，再以振国公司欠付工程款和欠还借款的名义进行“折转式”投资合作，一下就拿去了振国公司80%的股份，这是刘玉英、刘某勇组织通过黑恶势力，控制振国公司的佐证。

《三方合作协议》后，刘玉英等人，私自组织销售房屋，不备案和网签，以张旭的私人账户收款或现金，获款后私分给刘某勇和刘玉英人，直接侵占房款数百万元。

此间，嘉博公司和永志公司之间，有三笔共计1179万元的“工程款”，只有永志公司出具的《收据》而无银行转账凭证，涉嫌虚假转付工程款。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空转的工程款竟然在后来的诉讼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杨先生称，本质上来说，《三方合作协议》就是刘玉英和刘某勇最初是打算通过控制振国公司的呈龙国际项目，来获取更多的利益，结果，因为嘉博公司刘玉英的后续资金跟不上，导致其愿望破产。

在刘玉英的嘉博公司资金出现问题之后，又开启了脱身计划，启动了一系列的诉讼。

2013年上半年，嘉博公司向成都中院起诉，请求解除《三方合作协议》，要求振国公司偿还借款。与此同时，永志公司也向成都中院起诉请求解除《三方合作协议》，要求振国公司支付工程款。

2013年6月20日，成都中院作出（2013）成民初字第299号判决书，解除了嘉博公司、振国公司及第三人永志公签订的《三方合作协议》。

2016年3月28日，成都中院作出（2013）成民初字第198号判决书，判决振国公司支付永志公司工程款 43640431.06 元及利息、支付误工及工程索赔款 5000000元。

对上述判决，杨先生用了“颠倒黑白”四个字来形容这一裁判。

杨先生说，“明明是嘉博公司资金跟不上违约，却成了振国公司违约；明明是永志公司的施工质量有问题而不能结算，却成了振国公司拖欠工程款违约”。

按照198号判决书中的认定，永志公司完成的工程量造价高达93290431.06元，扣除已支付的49650000元，才得出裁判的4300多万工程欠款。

而实际上，永志公司是包干价，合同总价款为9084.6540万元，建筑内容包括主体结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园林绿化等工程，俗称“交钥匙工程”，此外，项目总共6栋楼，尚有3号楼没有建设，现场至今也只有一个大水坑，而永志公司只完成主体结构工程，而向法院提供司法鉴定报告的志和工程咨询公司，却作出了造价9300多万的工程量，与常理不符。

值得指出的是，在永志公司提供的《城市建设档案》中，错漏百出，不仅有伪造项目监理单位总工陈宗虎的数百个签名，该文件也没有通过城建质检、监理等核心部门的签名盖章认可。

此后，振国公司启动了上诉。

2017年9月29日，四川省高院作出（2016）川民终1145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原判。

此间，振国公司为了厘清工程量、质量等问题的事实真相，同时也向成都中院提起反诉。

2018年8月3日，成都中院作出（2017）川01民初1228号判决书，驳回了振国公司的诉讼请求。

无奈之下，振国公司再次向四川省高院上诉。

2019年，经四川省高院审理认为，振国公司主张永志公司承建的案涉工程存在质量问题，系本案基本事实，需要通过专业鉴定来确定，其主张的损失赔偿金额亦属本案基本事实。

为此，四川省高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川民终字第180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 01 民初 1228号民事判决，案件发回重审。

2020年4月13日，成都中院开庭审理，后振国公司提出质量鉴定请求，成都中院于2020年5月21日委托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下称“建科院”）对案涉工程进行质量鉴定。

2021年8月10日，建科院出具《鉴定报告》，载明案涉工程存在九大项的质量问题。

2022年10月25日，四川省高院作出（2022）川民终742号判决书。在该判决中，尽管法院认定了案涉楼盘部分工程存在质量问题，但却给出了“返工维修没有实际发生、待产生维修费用后再另行诉讼”的评价。

杨先生表示，质量问题关系到谁先违约谁该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这样的判决何来的公平？

十多年来，杨先生无数次地盘点了呈龙国际项目的出路。按照目前的债务构成：嘉博公司6000万元，永志公司就算还有4300万元（返工费用、损失费用没有扣除），再加上800万保证金，算上利息，也不过1个亿左右。而整个楼盘可售面积54000万平米，按8500元每平方米计算，销售额就高达4.59亿元，完全可以覆盖债务，甚至还有近2亿元的利税。

然而，永志公司在2021年底，透过成都中院迅速启动对呈龙国际的破产清算。

杨先生说，“成都中院不顾案涉项目为一个优质项目客观事实，直接以“缺乏清偿能力”为由，授意新都区法院迅速裁定破产清算，明显是为了某些利益链条的利益最大化，而不顾企业和众多债权人的生死存亡；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我们还提出了异议，该案的关联案件还在诉讼之中，就同一标的物的事实我们请求驳回，按照规定，新都区法院完全可以驳回永志的破产申请的，但未被采纳”

作为振国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嘉博公司，也不希望破产清算。

事实上，嘉博公司的债权人是一群被刘玉英非法集资的受害人，刘玉英因涉非法集资等多项犯罪遭通缉后，早于2014年就出逃国外，其留下的6000万元债权，名下有受害群众数千人之众，而这群债权人已经与振国公司达成了6000万元的债务清偿协议，他们反对破产清算。

此外，杨先生对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提出了异议。

其理由是：破产管理人中的财务公司志和财务公司，与（2013）成民初字第198号案件中的志和公司为同一套人马，在198号案件中，该公司出具的案涉项目工程量“鉴定报告”为9300多万，与事实严重不符，故如果以该公司来审计振国公司的财务，其信用度存疑；成都中院指定联合管理人据说是摇号产生的，但却没有通知振国公司，此举为“暗箱操作”。

事实上，不仅嘉博公司的几千名债权人和振国公司不愿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地方管理者也不愿看到一个优质的地产项目陷入破产。新都区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多次约谈杨先生，希望他推动项目的早日复工复产。

杨先生说，“自己今天的遭遇，与刘玉英、刘某勇动用社会人员等恶势力的欺压有着直接的关联，自己被控制15天，项目被霸占至今未退出，员工、监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被施工方的人员在项目追砍，等等，自己都有向公安部直接反映过，但这些问题转到地方后，至今都没有一个说法，企业渴望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意见为什么如此之难？”

为了证明永志公司刘某勇等人的“劣迹”，杨先生还提供了一个视频及大量的照片资料。相关证据显示，在2017年的一天，法院委托的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中国建筑检测中心的专家，在呈龙国际楼盘进行质量检测时，曾遭到永志公司的员工追打、砍杀，因该专家躲闪、以及被后来赶到的振国公司员工救下，才逃过一劫。

公开信息显示，刘某勇通过近年来对外承揽工程业务中，涉及民事官司近百起，包括工程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借款合同纠纷等。

“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是永志公司和刘某勇的一个特点”，杨先生说，“2011年在承包呈龙国际项目的土方建设工程中，永志公司的刘某勇就组织员工与地方势力发生械斗，仅此一仗，就伤了数人”。

此次冲突，有案可查，永志公司因此有数名员工被判刑。

对于此案的进展情况，我们将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