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个84岁的老太太来到政府接待处，对工作人员说：“我要捐款24亿！”她是什么人？哪来的这么多钱？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84年秋天，北京政府接待处的门口来了位老太太，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棉袄，袖口打着补丁，脚上是已经踩塌的黑布鞋，手里拄着一根旧木拐杖。   她看起来就像附近胡同里扫大街的老奶奶，没人注意她，直到她走到接待台前，声音微哑却清晰地说了一句：“我要捐款，二十四亿。”   年轻的接待员没反应过来，疑惑地问：“您说多少？”老太太又重复了一遍，“二十四亿，一分不少。”接待处顿时安静下来，有人笑着以为她是糊涂了，也有人小声议论，猜是不是走错了地方。   但老太太没有动，她把布包放在桌上，慢慢解开，拿出一叠发黄的文件，一张张摊开，每一页纸都有折痕，上面的印章模糊却还看得出年份和字样，有中文，也有日文，她说，这是她丈夫赵欣伯留下的遗产，是她一个字一个字争回来的。   工作人员把材料送上去，消息一路传到上面，不到两天，相关部门派人前来了解情况，老太太叫耿维馥，辽宁人，她原是沈阳耿家的千金，年轻时嫁给赵欣伯，随他到东京求学。   赵欣伯是北洋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在日本拿了法学博士，回国后仕途顺利，在东北担任法律顾问，还一度官至伪满洲国的立法院长。   赵欣伯为人精明，见风使舵，九一八事变后，他公开投靠日本，参与组织维持会，替日本人征税、收地、管理矿产，积累了巨额财富。   那几年，赵欣伯在东京银座、轻井泽等地置办了多处房产和山林，还开设了账户存放金条、股票。   他做这一切时，用的名字不是自己的，而是妻子的名义，地契、存单上的名字都是赵碧琰，这是耿维馥结婚后改的名字。   战争结束，赵欣伯被以汉奸罪逮捕，1951年他死在北平的监狱里，一切似乎也就终结了，耿维馥带着孩子改回娘家的姓，靠做清洁工维持生活。   她从没想过还有什么可留恋的，也没想过还有什么属于她，直到有一天，她收到东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信，信里说，她名下在日本的财产正面临没收，若不尽快认领，将被归为无人继承的战后遗产。   她把这事压在心底，一言不发，几十年来她没有再提赵欣伯的名字，甚至连孩子都以为父亲早在逃亡中去世，她不想沾那笔钱，也不敢沾，怕一开口，连累儿孙。   但后来，国家有关部门找上门来，问她是否知情，他们告诉她，那些钱虽是以她名义购买，但原始资金多是中国人的血汗换来的，不该落入外国人手中。   耿维馥终于打开了藏在衣柜暗格的铁盒，那里面是她留存多年的老物件，有赵欣伯寄来的信、结婚照、印着她名字的契约副本，还有她藏在棉衣夹层的几张原始文件。   她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把所有细节都记下来，她知道，这些东西是她过去的一部分，也是她与这个国家最难解的关系。   这场官司打了二十年，她前后八次赴日出庭，提供了几十份材料，找了无数证人，有几次身体吃不消，在法庭外就晕倒了。   她没说过苦，也从不接受记者采访，日本方面不断拖延，甚至有几次试图证明她已去世，用伪造的死亡证明企图封存资产，她坚持下来了，靠的就是那股不肯低头的劲。   1984年春天，日本最高法院判决财产归还，她拿到了完整的清单和资产证明，她一张一张对账，最后把所有资料装进布包，坐火车回了北京，没多久，她就到接待处，说要捐款。   有人问她为什么不留一点给自己，她说：“这钱不是干净的，我不能用。”她说的时候神情平静，好像二十四亿只是一个符号，不值一提。   她也没要求立碑、命名、表彰，她只要求把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建学校、修医院、买设备。   她去世前几年，还是每天清早起来扫胡同，街坊们不知道她的事，只觉得这老太太干活认真，不多说话。   有一年冬天，她穿着一身旧棉袄，蹲在地上清理排水沟，手上冻得通红，有人劝她歇歇，她笑着摆手，说多干会儿，身上就暖了。   1990年冬天，耿维馥在她的小屋里安静离世，邻居为她办了葬礼，送花的人把小院围得满满的，送别的人群里，有她当年一起扫街的工友，有受益于希望小学的孩子家长，也有曾经接待她的工作人员。   她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只有一个笔记本，写着她一生中做过的大事和一些想法，第一页写着一句话：“钱，是用来清账的，我已经清完了。”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澎湃新闻——“汉奸丈夫”在日本留下巨额遗产，她花21年追讨成功，捐给国家24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