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因遭到不公正对待，中国遗传学奠基人李景均毅然离开内地前往香港，无处可去的李景均，竟然得到了诺奖得主穆勒亲自向美国国务院求情，希望将李景均接到美国！ 李景均1912年出生在天津，家里条件不错，父亲是做桐油生意的“大王”李锐。小时候，他没为生活发过愁，接受的教育也是顶尖的。1932年，他考进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学的是农艺。那时候，他第一次接触遗传学和作物育种，田间试验设计分析的课程让他着了迷。1936年，他拿下理学学士学位，之后在北平燕京大学试验农场干了一年后，积累了不少实战经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李景均决定出国深造。他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1940年顺利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又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学了些高深的数学和统计学知识，为后来的研究打下基础。1941年，正当中国抗战吃紧，他却放弃美国安稳日子，带着新婚妻子克拉拉回国报效。那时候，路上不太平，他们绕道香港，差点被困日占区，还不幸失去了第一个孩子。可即便这样，他也没动摇回国的念头。 回国后，李景均一头扎进教育事业。先是在广西农学院教书，后来又去了迁到成都的金陵大学农学院。那时候条件差，设备简陋，但他硬是用最基础的工具给学生讲基因理论，培养了不少农业科研人才。1946年，他加入北京大学，做了农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还管着农业试验场。他带着学生改良作物品种，搞农业科研，干得热火朝天。1948年，他在成都的破图书馆里，手抄整理了全球群体遗传学的文献，写出了《群体遗传学导论》。这本书把费希尔、霍尔丹、赖特那些复杂的理论讲得通俗易懂，后来被奉为群体遗传学的经典之作，影响了好几代人。 可惜好日子没过多久。1950年，苏联的“米丘林学说”传到中国，遗传学界起了大波澜。这套学说否定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搞得学术圈乌烟瘴气。李景均的课程被停了，系主任的职位也保不住，研究环境一天比一天糟。他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眼看着自己热爱的科学被糟蹋，心里憋屈得不行。最终，他下定决心，带着妻子和幼女离开内地。那年3月，他们悄悄离开北京农业大学，坐火车去了香港。 到了香港，李景均一家却陷入了绝境。没有护照，没有国籍证明，他们连合法身份都没有，只能挤在小公寓里，靠点积蓄过日子。眼看前路无望，他写信给美国的同行好友，讲了摩尔根遗传学在中国的困境和自己的处境。这封信后来登在《遗传杂志》上，引起了诺贝尔奖得主赫尔曼·穆勒的注意。 穆勒知道李景均是个难得的人才，马上行动起来。他先是找人给《群体遗传学导论》写书评，让这本书在美国火起来，还联系了匹兹堡大学，说服他们请李景均去做遗传学家。可签证是个大难题，美国驻港领事馆因为身份问题卡着不放。穆勒急了，多次写信给美国国务院和领事馆，还掏钱为李景均一家做了经济担保。1951年3月，他从印度开会回来，特意飞到香港帮着解决这事。最终，靠着穆勒的努力，李景均一家在1951年5月拿到了签证，登上了去美国的船。 到了美国，李景均很快站稳了脚跟。1951年，他加入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做生物统计学教授。1954年升为正教授，1960年当选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1969到1975年管着生物统计学系，直到1982年退休。他还跑遍美国东部25所医院的癌症化疗小组，当首席生物统计专家，忙得不亦乐乎。 他的学术贡献更是了不起。1950年代中期，他参与设计大规模临床试验，坚持用随机和双盲原则。那时候不少老医生反对，觉得麻烦，但他硬是顶住压力，把这套方法推成了全球药物试验的标准，影响了现代医学的发展。他还写了《试验统计学导论》《通径分析入门》《不平衡数据的分析》等书，推进了遗传流行病学的研究。《群体遗传学导论》更是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斯皮斯教授夸为“让一代遗传学家受益”的经典。 1970年代，他加入美国国会控制杭廷顿病专家委员会，提出用基因检测攻克这病的想法。当时没人信，还被笑话，他却写了少数派报告，坚持自己的观点。16年后，杭廷顿病致病基因被克隆，他的话得到了证明。这事又一次让人佩服他的眼光和科学精神。 2003年10月20日，李景均在匹兹堡去世，活了90岁。他这一生，既是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也是对祖国的深深热爱。他的成就，不仅留在书本里，也刻在了遗传学和医学的历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