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说《南京照相馆》煽动民族仇恨的人，我问你们，为什么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日本人从来不反省？我们拍个电影，就叫我们反省？   当一部名为《南京照相馆》的电影，仅仅因为触碰了那段沉重的历史，就被一些人贴上“煽动民族仇恨”的标签时，一种荒诞感油然而生。   我真的很想问问这些“理性客观”的批评者们：那些当年在中国大地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侵略者，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何曾有过一次彻底、真诚、不打折扣的反省？   这种论调的背后，潜藏着一种极其危险且不公的逻辑，那就是对受害者的苛责，以及对历史记忆的“维稳”式消声。   它试图将一段真实发生过的、充满血泪的国族创伤，轻描淡写地归结为一种需要被“管控”的负面情绪。   他们的话术很巧妙，他们不说“不该记恨”，而是说“不该煽动仇恨”，一字之差，却将铭记历史的正当权利，偷换概念成了制造对立的原罪。   这是一种典型的 silencing a victim（让受害者沉默）的伎俩。   我们必须厘清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仇恨，从来不是被“煽动”出来的。对于南京那三十万同胞的遭遇，对于那场战争中千千万万死难者的血海深仇。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其内心的悲愤与痛楚，是根植于历史记忆本身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根本不需要任何外部力量去“煽动”。   电影、纪录片、纪念馆，这些载体的作用不是凭空创造仇恨，而是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在提醒我们。   尤其是那些已经对历史感到麻木或陌生的后代，不要忘记。忘记，才是对那段历史、对那些逝去生命的最大背叛。   要求受害者“反省”，这种声音之所以显得如此刺耳，是因为它出现在一个极不平衡的天平上。天平的一端，是加害者一方长达数十年、近乎系统性的历史修正主义。   从政客们年复一年地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到篡改历史教科书，将“侵略”美化为“进入”，将南京大屠杀模糊为“事件”。   从拒不承认“慰安妇”制度的强制性，到近年来一些右翼势力愈发猖獗地否认历史罪行。   我们看到的，不是反省，而是一种持续性的、官方与民间合流的否认与狡辩。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一次对历史的淡化处理，任何一次轻飘飘的“遗憾”表态，都显得无比虚伪和苍白。   在世界的另一端，德意志民族为全人类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范本。   1970年，时任西德总理的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那惊世一跪，跪下的不仅仅是他个人，更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良心。   那一跪，胜过千言万语的道歉。德国不仅在法律上严禁否认纳粹大屠杀、严禁使用纳粹标志，更是在教育、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对那段黑暗历史的反思，融入了民族的血液之中。   德国人没有要求犹太人“放下”，更没有指责犹太人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是在“煽动仇恨”。   他们明白，唯有加害者彻底、永久、无条件地忏悔，受害者的伤口才有愈合的可能，真正的和解才有坚实的根基。   对比之下，东亚这片土地上空的历史幽灵，为何迟迟无法安息？根源就在于，那份迟到的、缺席的、不情不愿的道歉。   当加害者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甚至试图为罪行“翻案”时，受害者除了将伤疤一次次揭开，让全世界看清楚这道伤口从未愈合之外，别无他法。   这是一种痛苦的自保，是一种防止历史被篡改的挣扎。《南京照相馆》这样的作品，它的出现，本身就是对这种历史修正主义的一种抵抗。   它不是在攻击今天的日本普通民众，而是在质问那种至今仍在日本政坛徘徊的军国主义阴魂。   那些呼吁我们“反省”的人，或许应该先搞清楚，我们到底要反省什么？反省我们曾经积贫积弱，才招致了豺狼的入侵？   反省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太过深刻，以至于“不够大度”？这种要求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PUA。   真正的反省，应当指向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这段历史至今仍具备如此强大的情感冲击力？答案很简单，因为它从未得到公正的清算。   正义没有完全伸张，道歉没有足够诚意，赔偿更是无从谈起。当一个悬案始终未决，受害者家属的情绪又怎能平复？   因此看待《南京照相馆》这类作品，我们不能落入“煽动仇恨”的话语陷阱。它不是仇恨的放大器，而是记忆的守护者。它用影像的力量，对抗着时间的侵蚀和别有用心的遗忘。   它是在告诉我们的后代，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什么，我们的祖辈曾经历过怎样的苦难。   这种记忆，是构建我们民族认同的一部分，它塑造了我们对和平的珍视，也塑造了我们对侵略行径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