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之为“诗唐”，有很直接的科举方面的原因。多直接？盛唐以来，进士科的第一重考验就是诗赋，诗赋通过了，才许考策论；此后，直至唐亡，国家始终坚持以“诗才”为中心选人。如此，唐代诗人不一定是进士但进士一定及肯定是诗人。此亦是盛唐以前大诗人不多而盛唐以后大诗人迭出的重要原因。 唐朝因诗歌成就卓著，被誉为“诗唐”，其背后与科举制度的演变息息相关。这一独特现象如何形成？科举为何将诗才置于选才核心？   唐朝自618年建立，科举制度由隋代延续，逐步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初唐时期，考试以时务策为主，旨在考察治国能力。高宗时期（649-683年），诗赋逐渐纳入进士科，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成为重点，天宝后（742-756年）更居首。皇帝如太宗李世民、高宗皆喜诗文，常与臣子唱和，朝堂上吟诗之风盛行。每年春季，贡院内考生云集，考场烛光昏暗，士子席地而坐，研墨挥毫，空气中弥漫墨香与紧张气氛。这种风气推动士子钻研诗艺，奠定了唐诗繁荣的基础。   进士科考试严苛，分为帖经、诗赋和策论三场，层层筛选，录取率极低。盛唐后，诗赋成为首场关键，考生需作五言律诗或赋，主题常涉自然或时政，需严格遵循格律。贡院中，考生或低头沉思，或提笔疾书，墨迹在宣纸上晕开，考官则手持名册，逐一审阅。诗赋不佳者直接淘汰，无法进入策论环节。开元二十年（732年），某考生因一首咏柳诗格律精妙，被考官当场称赞，传为佳话。此制贯穿唐代（618-907年），使进士必具诗才。盛唐前，诗人如陈子昂屈指可数；盛唐后，李白、杜甫等大师涌现，皆因诗赋选才激发创作热潮。录取名额稀少，贞元年间（785-805年）每年仅取20余人，迫使士子苦练文辞，诗坛由此繁荣。   诗赋选才既推动文学高峰，也引发治国隐忧。唐人以诗辨才，优于空泛策论，但重文轻儒导致务实精神减弱。贞元九年（793年），给事中丁公著上书，称重文使政务松弛。杜佑《通典》亦指出，选才偏重艺文，削弱创业精神。科举虽较汉代进步，录取率低至1-2%，却未能平衡文才与实干。今日教育仍面临类似问题，如何在选拔中兼顾才华与实用，值得深思。唐诗虽辉煌，其背后折射的治国得失，启示后人需审慎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