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房是刨了我的根儿！”2008年，著名女外交官章含之因病去世，不久后，相关部门决定收回章家借住49年的老房，并要求其女洪晃搬离，不料此举却惹怒了洪晃。 1960年的春天，章士钊踩着青石板路，推开了史家胡同51号那扇包着铜皮的大红门，他大概没想到，这扇门会成为三代人生命里最沉的牵挂。 章士钊已经快八十了，从上海来北京定居十年，一直借住在老朋友朱启钤家的后院，朱启钤是前清的官员，两家是世交，章士钊早年还在朱家教过书。 1959年周恩来总理来看他，瞧见一家老小挤在几间北屋里，转身就让人协调了这处院子。 这四合院是典型的老北京格局，三进院落，青砖灰瓦，正房里还留着前清举人题写的匾额。 章士钊搬进来那天，二夫人奚贞带着儿子章可、女儿章含之收拾行李，小姑娘章含之摸着廊柱上的雕花，眼睛亮得像院里的井水。 章含之在这院里住了大半辈子，小时候她总在中院的石榴树下写作业，章士钊坐在旁边的竹椅上看报，看累了就给她讲过去的事。 章士钊当年在上海，凑了两万块银元给共产党做军费，那会儿谁能想到将来住上这样的院子？ 后来章含之成了毛主席的英文老师，晚上备课到深夜，就着东厢房的台灯一遍遍改讲义。 洪晃就是在这院里出生的，她的童年记忆里，满是院子的味道。 六岁那年她在台阶上摔了一跤，额头磕出个血口子，章士钊心疼得直跺脚，转天就让人把那级台阶刨平了。 现在额头上那道半指长的疤还在，成了她跟院子最亲的记号。 她总缠着外公讲屋顶的草，章士钊就逗她：“那是墙头草，风一吹就两边倒，做人可不能学这个。”那会儿她听不懂，只觉得外公的胡子扎在脸上痒痒的。 2011年夏天搬离的时候，这些记忆突然都活了，搬家公司的人说，光厨房的碗碟就捆了二十多箱，高脚杯码起来能到天花板，原计划两天搬完，最后不得不多派来三辆车。 洪晃蹲在院里的老海棠树下，看着工人把外公的红木书柜抬出去，柜角磕在门坎上掉了块漆，她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当年周恩来总理协调的是“使用权”，房产证一直攥在外交部手里，章含之在世时，院里还住着外交部的几户职工，后来陆续搬走了，等她去世，外交部就提出要收回院子。 法院调解了大半年，最后给定了十五天期限，洪晃说“腾房是刨了我的根儿”，对她来说，这院子不是砖瓦木头，是外公讲的故事，是妈妈熬夜的灯光，是自己摔破头时外公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家的模样。 为了让洪晃搬走，外交部给了她80万维修费，法院也给她判了一套房子，可那留在记忆里的童年，是再也回不去了。 其实这院子的命运，早就跟时代绑在了一起，1984年它被定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意味着从那天起，它就不只是章家的私宅了。 搬走以后，洪晃做了件挺特别的事，她挑了些外公的旧书、妈妈的翻译手稿，捐给了档案馆。 现在去史家胡同51号看看，大红门还在，只是漆皮掉了不少，南半院改成了宾馆，挂着“好园”的牌子，游客进进出出；北半院住着外交部的职工，晾衣绳上挂着五颜六色的衣裳。 院里的老海棠树还在，春天照样开花，只是没人再像洪晃小时候那样，蹲在树下数花瓣了。 这院子的故事，是咱们好多中国人的故事，城市发展得快，老房子拆了建，建了拆，可那些藏在砖瓦里的记忆，那些跟房子绑在一起的情感，才是真正的根。 洪晃关上那扇大红门的时候，关住的是一个家族的过往，却关不住人们对“家”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