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井四郎是731部队的创办者。他特别好色，喜欢玩弄年轻漂亮的艺伎。和艺伎上床前，他先用消毒棉擦净她们的身子，或者泼上一杯清酒，对艺伎进行消毒。 石井四郎的特殊癖好并不是先天就有的怪癖，而是在日后的经历中形成的极端行为模式，这和他的战争罪行是紧密相关的。他对待周围的所有对象都毫无怜悯怜悯之心，无论是下属、实验对象、还是艺伎，在他眼中不过是一块“会动的肉”。   他用活人进行实验，将受害者称为“圆木”，以此来将实验对象的人格抹去。在他管理下的731部队，进行了包括细菌感染、冻伤实验、毒气实验等多种反人类实验，受害者多为平民和战俘，至少造成数千人在实验中死亡。他还将在活人身上培养的细菌用于生化战，因他的实验成功所死亡的人更不计其数。   对待下属，石井四郎极度自负和暴力。据一些731部队成员的回忆录提到，石井四郎酗酒成性，酒后脾气暴怒，下属的行为只要让他感到不舒服，甚至只是一个眼神或一个小动作，他就会殴打下属。他的性格也很反复无常，他一方面害怕战争失败，另一方面又极端拥护军国主义，日本陷入持久战让他时常感到焦虑。   对于科学的态度，石井四郎用一种迷信和偏执的信念掩盖科学精神，他认为自己所信奉的“武士道精神”可以和“科学实验”相结合，自己所做的种种反人类的研究实验，是在为“天皇的胜利”做贡献。   不过，清醒的人都能看出来，他的迷信和偏执不过是为追求名和利做嫁衣。石井四郎不断向日本高层夸大自己的实验成果，不顾国际条例实施细菌战，向天皇极度献媚，只不过是想要追求战功和晋升。   日本战败后，石井四郎就马上放下了“对天皇的忠诚”，为了防止被审判，他与美军达成秘密协议，以提供731部队的实验数据为条件，换取他免受战争罪行的起诉，甚至还一度装疯卖傻。   在抗日战争中，像石井四郎这般有着极端行为模式的日本军官有很多，比如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松井石根，他就有极强的个人报复心理，因淞沪会战日军伤亡惨重，他就将怒气迁就于中国平民。   在南京陷落后，和他有同样的心理的日军不在少数，他明知道如果不进行管制的话，必然会发展成大规模暴行，但他不仅选择无视，甚至还鼓励纵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在他的观念中，他视中国人为“劣等人”，因此屠杀就不再是“暴行”，而是“惩戒”。   除此之外，还有冈村宁次，他的“三光政策”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不过他的其他的极端行为比起“三光”也有过之无不及，比如和上面提到的石井四郎合作，投放鼠疫、霍乱病菌，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对于这样一个战犯，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居然还聘请他担任军事顾问。   还有很多这样的战犯，比如朝香宫鸠彦王、武藤章、山下奉文等，如果将他们的罪行一一列举，可能要出一本书了。之所以讲述他们的极端行为，是要让大家明白，他们的暴行绝非偶然，而是日本侵华战争系统性罪恶的体现。 信息来源： 新华网｜《真相·七三一》   文|饮用纯净水 编辑|南风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