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20年时间，花了国家那么多钱，搞成这样，我是有罪的。”1993年冬天，高伯龙在实验室里盯着那台“罢工”的激光陀螺工程样机，声音沙哑地对团队成员说出这句话。 65岁的高伯龙，趴在镀膜机旁，重复的看着眼前的测试数据。 在实验中，差之一毫错之千里。 实验中是绝对要严谨的，不能有任何闪失。 然而，激光陀螺工程样机今日鉴定失败。 十万分之一的精度误差，将他的努力付之一炬。 “二十年，烧了国家这么多钱啊。” 他站在一旁，叹息着，又想到了十八年前，北京中关村研究所的那场激烈争执。 1975年的秋天，当钱学森亲笔书写的“激光陀螺理论公式”辗转递到国防科大时，已连续熬垮两批科研团队。 纸片上两行被学界称作“钱学森密码”，美国早靠这项技术将导弹精度锁定在百米内，而中国连实验样本都没有。 不甘心的中国人，开始了新一轮的研究。 然而，同时也有了新的争论点。 首先就是技术路径。 多数专家坚持仿制美国二频差动陀螺，唯有47岁的高伯龙攥着演算稿，他否认。 “跟着美国人屁股走，十年都出不了活！” 在满场哗然中，他甩出三百页手稿。 “四频差动，这是唯一能绕过专利墙的死路！” 在讲述中，他热的一身汗，脱掉外套后露出背心领口。 五块钱的棉布衫早被汗渍浸透。 而这天讲述的精华，是他花费三个月研究出来的。 然而，真正的炼狱始于镀膜工艺。 指甲盖大的激光腔体需镀上八十一层光学膜，每层厚度误差不得超过头发丝的五万分之一。 国产设备吭哧作响，报废的膜片在墙角堆成小山。 助手盯着第两百次失败的样品，“进口镀膜机要三百万美金。” 高伯龙突然抓起钢尺插进机器齿轮：“调！调到能刻出分子缝为止！” 飞转的轴承削掉他手背一块皮，但他依旧坚持在岗位上。 1984年首台样机诞生的庆功宴刚摆开，大洋彼岸传来冷嘲。 美国宣布放弃四频陀螺研发。 实验室霎时死寂，有人摔了茶杯：“洋人都玩不转的玩意儿！” 高伯龙关在车间三天三夜，再出来时攥着改型图纸。 而他的双腿因为长时间不活动，已经彻底肿了，甚至溃烂。 那是他泡在冷却液里检修设备落下的溃烂。 老伴曾遂珍追到门口，药瓶被推回掌心：“急啥？我这把老骨头能换个大炮眼睛，值！” 转折点在1993年的风雪夜。 赴京借离子溅射机的绿皮车厢里，哮喘发作的高伯龙蜷在过道。 怀里紧抱的备用镜片抵着心口，每声咳嗽都带出血沫。 中科院大门开启时，老院士怀里却护着镜片恒温箱：“您这里，有能雕原子刀的机器吧？”二 十天后，重新镀膜的腔体在长沙装机，激光束刺穿仪表的刹那，精度表疯了似的冲向极限值。 庆功宴终究没办成。 1994年深秋某靶场，安装国产激光陀螺的炮弹撕裂长空。 报靶员嘶吼穿透烟尘：“十发十中！全在靶心！” 狂喜的人潮中，高伯龙蹲在炮架后，正用磨破的背心擦拭陀螺外壳。 央视镜头怼到面前追问心情，他指了指远处翻滚的湘江：“江上打鱼的今晚能睡安稳觉喽。” 2017年12月寒冬，89岁的高伯龙在301医院颤巍巍戳着老人机。 半小时才拼出半行短信：“第三抽屉，新陀螺数据。” 护士掀开他后背衣服换药，脊椎骨清晰凸起。 当年在建筑垃圾场翻捡大理石板的身影，已瘦成一把枯枝。 心电监护仪拉平直线那刻，窗外国防科大的激光实验楼骤然亮灯，光束刺破夜空，像极了当年他拼死护住的那束光。 主要信源：（镀膜精度要求见《科技日报》2017年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