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赞]“我花了20年时间，花了国家那么多钱，搞成这样，我是有罪的。”1993年冬天，高伯龙在实验室里盯着那台“罢工”的激光陀螺工程样机，声音沙哑地对团队成员说出这句话。   （信源：新华网——致敬！没有这个“倔老头”，就没有中国的激光陀螺）   “我花了20年时间，花了国家那么多钱，搞成这样，我是有罪的！”   1993年，一位老人看着自己主导研制的激光陀螺样机出了问题，当着一众专家的面，几乎是吼出了这句话。   这种痛苦，不仅是那一刻的崩溃，更像一道影子，跟了他一辈子。直到临终，他攥着妻子的手，还在喃喃自语，说自己有愧于国家，是个“罪人”。   究竟是什么，能让一个为中国科技奉献终身的科学家，背上如此沉重的包袱？   故事得从战火里说起。1944年，日军打到广西，高伯龙被迫搬离学校。兵荒马乱里，师生们各自逃难，年少的高伯龙亲眼看着同学倒在自己眼前，再也没起来。   在那个连温饱都谈不上的年代，一条生命的消逝如此轻易，这让他痛彻心扉，也让他心里扎下了一个念头：国家不强，人命就贱。他必须做点什么，让这片土地强大起来。这个朴素又决绝的念头，几乎决定了他此后一生的方向。   1945年抗战胜利，高伯龙考入大学。眼看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他毫不犹豫地选了物理，一头扎了进去。毕业后，他更是在哈军工的教研室待了十几年。   可光有一腔热血，不知道往哪儿使劲，也是白搭。正当他埋头耕耘时，美国人已经把激光玩出了花样，特别是激光陀螺的问世，让高伯龙心急如焚。   就在他迷茫之际，钱学森为他指了一条路。在这位科学巨匠的建议下，高伯龙的人生与激光陀螺这个尖端技术，从此再也分不开了。   进了实验室，高伯龙就像换了个人。他将自己的所有都忘却，脑子里就只有实验。但高强度的工作，代价就是与家庭的疏远。他把命给了实验室，留给家人的就只剩下一个背影。父母住院，他没能在身边；妻子孩子，也快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他把所有压力都自己扛着，总觉得研究进展对不起国家的巨额投入。身边人看他那么拼命，都劝他歇一歇，家人也需要他。可他只有一句硬邦邦的回复：“他们会理解我的。”支撑他的，是一个近乎偏执的念头：凭什么美国人有的东西，我国不能有？   可这种拼命，换来的是成功吗？   1978年，苦熬多年后，中国总算掌握了激光陀螺的关键技术，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这项技术的国家。这下总该松口气了吧？谁知，这消息传到大洋彼岸，美国人非但没当回事，反而把之前搁置的一个更先进的四频激光研究给重启了。   这一记闷棍让高伯龙刚放下的心又悬起，他几乎没喘息便一头扎进更疯狂的工作。身体早已发出警告，他曾在实验室晕倒，可每次醒来又回到狭小空间。妻子见他日渐消瘦，心疼劝他退休养老，他却不同意，在他看来，技术跟不上世界顶尖水平就是欠国家的债。   命运似乎也故意考验他。有一年河南暴雨，电力严重受损，实验室为了保供电，只能夜里开工。这一下，高伯龙彻底过上了黑白颠倒的日子，身体也垮得更快了。他人生最后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即使躺在病床上，高伯龙心里念叨的还是科研。他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还不够好。临终前，他拉着妻子的手，反复说：“国家在我这个研究上花了好多钱，我的成果却这么少，我是个罪人。”   他走的时候，没给儿女留下什么财产，他将自己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他一生所求，不过是想让国家挺直腰杆，可他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到头来却觉得自己是个“罪人”。这种深入骨髓的自责，与其说是谦逊，不如说是一种太过沉重的爱。   我们今天总说要铭记，但我们记住的，往往是英雄的光环，而不是他们背负的那份“罪责”。我们享受着安稳的生活，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份安稳，是无数个像高伯龙这样的“罪人”，用一生的愧疚换来的？   高伯龙觉得自己有罪。那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