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越南西贡，一个满面油光的美国大兵，在众目睽睽之下，正在调戏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女人敢怒不敢言，还要装作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那美国兵汗混着油，顺着钢盔带子流进衣领，领口早已浸出一圈深色汗渍，他粗壮的手指捏着对面女人的下巴，像摆弄一件廉价货，咧开嘴露出被烟草熏黄的牙齿：“嘿，甜心，笑一个嘛，别绷着脸，给老子笑一个！” 女人瘦得惊人，裹在宽大的旧奥黛里，手腕细得几乎看得见骨头，她顺从地咧开嘴角，那笑容却僵硬得如同木偶，眼里分明盛满了无处可逃的惊惧。 “先生开心就好，”声音轻得几乎被酒吧里喧闹的摇滚乐吞没，周围几张桌子坐着其他美国兵，哄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几个本地人远远缩在角落，眼神扫过这边又迅速低垂，仿佛什么都没看见，吧台后老板面无表情擦着杯子，目光空洞地落在墙壁上那张印着星条旗的征兵海报上。 她叫阿蓉，名字是这西贡尘土里最不起眼的一粒，丈夫三年前倒在不知名的水田里，留下一个多病的婆婆和三个饿得皮包骨的孩子，美军基地外那些写着“美金结算”的招工纸片，成了她唯一能抓住的稻草。 “甜心，酒呢？”大兵粗鲁地拍着桌子，杯里的冰块叮当作响，“马上，先生。”阿蓉像受惊的兔子，猛地起身去拿酒瓶，微颤的手倒酒时，还是不小心洒了几滴在油腻的桌面上。 “笨手笨脚！”大兵骂了一句，却突然又伸手拽她胳膊，力气大得让她一个趔趄，“别忙了，陪老子说说话，”他带着酒气的呼吸喷在她脸上，阿蓉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脸上却努力维持着那点可怜的笑容，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酒吧那台老旧的电视机里，正放着美国人登月的新闻，吧台边一个喝得半醉的年轻大兵，指着屏幕对同伴含混不清地嚷嚷：“看，伙计，那是月球！我们在那儿插了旗子！……可这儿呢？妈的，我们在这儿到底干什么？每天看着这些……”他烦躁地挥了挥手，没再说下去。 角落阴影里，一个本地老者浑浊的眼睛盯着阿蓉这边，嘴唇无声地翕动了几下，最终只是深深叹了口气，像被抽干了所有力气，又把自己往阴影里缩了缩。 油腻的大兵似乎腻了阿蓉强装的笑脸，他从鼓鼓囊囊的裤袋里随意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美钞，看也没看，两根手指夹着，像打发乞丐般塞进阿蓉奥黛胸前的口袋里，动作带着轻佻的狎昵。 “滚吧，宝贝儿，明天再来，”他挥了挥手，像赶走一只苍蝇，注意力已转向同伴们新一轮的哄闹。 阿蓉几乎是逃离那张桌子的，直到推开酒吧那扇沉重的、沾满污渍的木门，将震耳欲聋的音乐和浑浊的空气关在身后，她才敢在昏暗的巷子里停下脚步。 西贡夜晚湿热的风裹挟着垃圾和廉价香水的气味吹过来，她靠在冰冷的砖墙上，大口喘气，仿佛刚刚从水里被捞起。 她颤抖着手，掏出那张带着汗渍的美钞，紧紧攥在手里，像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婆婆的药钱，孩子们的米粮，全在这皱巴巴的纸片上了。 巷口昏黄的路灯照着她，她抬起袖子，在刚才被那大兵捏过的下巴和胳膊上，一遍、一遍、又一遍地用力擦拭，皮肤很快泛起一片刺目的红痕，直到擦得生疼，她才停下，疲惫地垂下手，深深吸了一口气，挺直了那瘦骨伶仃的脊背。 她走出巷子，汇入西贡夜晚依然喧嚣的人流，霓虹灯闪烁的光怪陆离地映在她脸上，前方不远处，一面星条旗在美军俱乐部楼顶，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她瘦小的身影很快被吞没在晃动的人影和巨大的旗帜阴影之下，像一滴水落进滚烫的油锅，无声无息。 那个年代，坦克碾过稻田，美金成了西贡的硬通货，阿蓉们用强颜欢笑和沉默的擦拭，换回活下去的米粮——尊严在生存面前，竟成了最奢侈的祭品，酒吧里那句未尽的醉话，像尖锐的刺，扎穿了所有堂皇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