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 8 月 30 日，新四军特务营营长叶道志被以叛逃罪执行枪决，叶道志被枪决前夕，他的战友陶勇曾多次向新四军军部求情，但依然没能阻止他被枪决的事情。 叶道志站在祠堂后的晒谷场，军裤膝盖处磨出的破洞露出结痂的疤 —— 那是长征过草地时，为救陶勇被马匪的子弹擦过留下的。 押解的战士握着枪的手在抖，他突然笑了，声音穿过雾霭：“把枪举稳些，老子当年教你们打靶时，可不是这么教的。” 晒谷场的石碾子上，还留着他前几天教新兵拼刺刀时的脚印，深嵌在泥里，像没说尽的话。 陶勇的手指抠着军部办公室的木柱，指节泛白。柱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是特务营牺牲战士的籍贯，“黄安” 两个字被他摸得发亮 —— 那是他和叶道志的老家。 1933 年鄂豫皖反 “围剿”，叶道志带着一个排守在鹰嘴崖，敌人的炮弹把崖顶炸得只剩半尺厚，他扯着嗓子喊 “往老子身边扔手榴弹”，声音盖过了爆炸声。 陶勇当时在山腰包扎伤员，听见这声吼，拎着机枪就往上冲，两人背靠背打退了七次进攻。 最后踩着敌人的尸体往下撤，叶道志的胳膊被弹片划开，血顺着枪管滴，却笑着说 “今晚有肉吃了”。 军部会议的油灯把项英的影子投在墙上，像座沉默的山。“道志的勇，全军没人不服。” 项英的手指敲着桌角，上面摊着叶道志带离部队时的物资清单：“三支步枪，两百发子弹，四百块银元。” 袁国平推过来一份电报，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发来的，字里行间都是 “新四军军纪涣散” 的暗示。 “刚改编的队伍，红军老兵、地方武装、收编的民团，心思杂得很。” 袁国平的声音很沉，“他这一走，要是被国民党抓住把柄，整个编制都可能被取消。” 窗外的风卷着雨，打在祠堂的瓦上，像在数着墙上的名字。 叶道志被带回军部的那天，陶勇在门口等他。两人站在祠堂的香案前，香灰落在叶道志的军帽上。“我就是想回大别山。” 叶道志的声音很低，“那里的山我熟，能拉队伍，能打鬼子，不用看谁的脸色。” 陶勇拽着他的胳膊往香案前按，让他看案上的新四军军旗：“你看看这旗，是用多少弟兄的血染红的？现在不是单打独斗的时候！” 叶道志盯着旗上的 “抗敌” 两个字，突然蹲下去，双手插进头发里。 他带离的银元，是准备给大别山的游击队买药品的，那些人，都是他南方三年游击战里一起钻过山洞的兄弟。 陶勇找袁国平时，对方正在给伤员换药。磺胺粉洒在伤口上，疼得伤员直咬牙。 “道志不是叛逃。” 陶勇的声音带着颤，“他就是脾气倔，觉得在这里受委屈，想换个地方打鬼子。” 袁国平放下镊子，指着伤员腿上的烂疮：“这些弟兄，有的在长征时冻掉了脚趾，有的在游击战里被狼咬过，他们都想回家，可谁敢走？军纪是骨头，没骨头，队伍就是摊烂泥。” 药棉上的血染红了陶勇的视线，他突然想起叶道志每次作战前，总往伤口上撒把灶心土，说 “老家的土能止血”。 刑场的桂树刚挂花苞，叶道志望着大别山的方向，那里的稻子该黄了。他 14 岁参军离家，母亲往他怀里塞了把炒花生，说 “打跑白狗子就回来”。 现在花生早成了土，母亲怕是也不在了。“告诉陶勇。” 他对执行的战士说，“我那支驳壳枪，枪托里藏着张地图，是大别山游击队的联络点，让他想办法送过去。” 那支枪，是 1935 年他从鬼子军官手里缴的，枪托被他刻了个 “志” 字，里面的地图，是他用三年时间在山洞里画的，标着每处水源和隐蔽的山洞。 枪响时，陶勇正在给特务营的新兵训话。他突然停住，望着晒谷场的方向，喉咙发紧。 新兵们看着他，没人敢说话 —— 他们都知道，营长最佩服的就是叶道志，教他们拼刺刀时总说 “学叶营长，要狠，要准，要对得起身上的军装”。 陶勇缓了缓，指着墙上的名字：“记住这些名字，记住他们是怎么死的。 不是死于敌人的子弹，就是死于对国家的忠诚。” 风吹过祠堂，香案上的军旗轻轻动，像在应和他的话。 1940 年黄桥战役，陶勇带着部队冲锋时，腰间别着叶道志的驳壳枪。枪托里的地图早已送出去，救了大别山游击队的急。 他喊着 “跟我上”，声音像叶道志当年在鹰嘴崖的吼，身后的战士们跟着冲，没人怕死。 他们知道，自己替那些墙上的名字，替那个没能战死在沙场的叶道志，在往前冲。 皖南的桂花年年开，祠堂的木柱上，新的名字还在不断增加。有老兵说，在雾气浓的早晨，能看见两个身影在晒谷场练刺刀，一个动作猛得像下山虎，一个出拳快得像闪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