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他无任何官职，毛主席特批享受副总理待遇，他将工资都捐了 “1955年早春，位老，中央给您批了副总理级待遇，赶紧好起来！”王光美推门而入，声音爽朗。病床上的郑位三笑了笑，只回了三个字：“不敢当。” 那一年，北京的风依旧干冷。外人只看到电报里的“特批”两个字，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沉默的革命老人已在病榻上辗转多年。更鲜有人想到，他拿到那笔比部长还高的补贴后，没有给自己添一件呢子大衣，而是让秘书记下：全部交湖北黄安、光山两县的烈属救济专户。 这件事后来在中南海流传开来。有人好奇：“位老没官职，凭什么待遇如此之高？”答案很简单——资历、贡献、风骨，三样缺一不可。为了让这三样东西落到纸面上，我们得把时针拨回三十年前。 1925年秋，23岁的郑位三在武汉长江边递交入党申请。那一年，他读过的书不算多，但已经弄懂一句话：工农的路，必须有人带头走。他随后被派回故乡黄安，组织工会、办夜校，农民识字班的油灯亮了一夜又一夜。 两年后的七月，黄麻起义枪声骤响。郑位三担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带队攻打县城。起义虽因力量悬殊而受挫，却撕开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口子。当地老人回忆，小个子郑书记冲在最前面，红布袖章被枪火熏黑，只剩一个“工”字还能辨认。 1932年春，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被迫撤离大别山。张国焘一句“留一支钳制敌人”，郑位三主动请缨。当时的山林密布瘴气，他的父母都死在缺医少药的岁月里，可他没离开。他说：“我若走，大别山就熄火了。”短短两年，他拉出了六个独立游击师，五千余人。 1934年9月，中央命红25军北上。部队行前点名，三十三岁的郑位三是政治部主任，官不大，担子最重：宣传、筹粮、安抚伤病，样样离不开他。战士们喊他“位老”，这位自嘲“年纪轻轻就成老”的干部，只在行军歇脚时捧一本破《资本论》，边咳嗽边读。 进入陕北后，他又被留在秦巴山区继续牵制敌军，部队改番号红74师，师长叫陈先瑞。当时的无线电失灵了，陕北党中央与他们失去联络，一留就是整整十一个月。冬夜里，哨兵听见山谷回声“誓死不降”，便知道那是政委在给战士打气。 抗日战争爆发，新四军东进。他出任第四支队政委，驻守豫鄂边区。游击队白天破袭铁路、夜晚改造地道；敌人追得紧，他就让群众把炊烟洞口改成蚂蚁孔大小，硬是把一个小根据地维系到抗战胜利。 1945年抗战刚结束，国共和谈表面热闹，暗地刀光剑影。蒋介石调二十余个师包围中原。中原局代理书记郑位三、司令员李先念再度配合，“铁政委、火司令”成了对手的梦魇。1946年夏夜，中原突围总攻令下达，他站在田埂上，雨水打湿了军装：“同志们，闯过去，天亮就拨云见日！”几十万兵力被牵制，他自己却只带走一张写满烈士名单的小本子。 新中国成立时，他已患严重胃病、肺病，多次吐血。组织安排他休养，无具体职务。有人遗憾，却无人质疑。1951年，毛主席托江青赴汉探望，“苏联有好医生，让位三去治疗”，主席如是嘱咐。郑位三谢绝：“俄文不通，别给国家添麻烦，在国内治也一样。” 1953年病势加剧，王光美携带刘少奇的问候，请他北上。火车到北京西站，他一度因贫血昏倒，仍笑着说：“又麻烦组织。”两年后，国家统一工资制出台，毛主席批示：郑位三享副总理级。实际到手，比此前多了300元。北京普通职员月薪不过五六十元，可他分文不动。秘书不解，他轻描淡写：“那是党的钱，先得照顾最苦的人。” 黄安、光山、麻城，好几所小学的课桌椅因此换新；几十名无依烈属拿到抚恤。湖北省民政厅后来想给他写感谢信，被他挡回去，“别劳民伤财”。 1975年5月27日，他在解放军总医院病逝。遗嘱只有一句：“把我安葬在黄安南边的田埂上，离老区近一点。”组织最终把他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但特地挑了一块靠南的位置。追悼会上，李先念站立良久，只说：“位老一生不求显，却胜似显。” 郑位三的名字，也许没写进中学课本，但在鄂豫皖老区的祠堂门楣上，他的画像至今挂在正中。那是一张温和却倔强的脸，默默提醒后来人：身份可以没有，信仰和担当，不能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