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良情感网

建国后他无任何官职,毛主席特批享受副总理待遇,他将工资都捐了 “1955年早春,

建国后他无任何官职,毛主席特批享受副总理待遇,他将工资都捐了 “1955年早春,位老,中央给您批了副总理级待遇,赶紧好起来!”王光美推门而入,声音爽朗。病床上的郑位三笑了笑,只回了三个字:“不敢当。” 那一年,北京的风依旧干冷。外人只看到电报里的“特批”两个字,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沉默的革命老人已在病榻上辗转多年。更鲜有人想到,他拿到那笔比部长还高的补贴后,没有给自己添一件呢子大衣,而是让秘书记下:全部交湖北黄安、光山两县的烈属救济专户。 这件事后来在中南海流传开来。有人好奇:“位老没官职,凭什么待遇如此之高?”答案很简单——资历、贡献、风骨,三样缺一不可。为了让这三样东西落到纸面上,我们得把时针拨回三十年前。 1925年秋,23岁的郑位三在武汉长江边递交入党申请。那一年,他读过的书不算多,但已经弄懂一句话:工农的路,必须有人带头走。他随后被派回故乡黄安,组织工会、办夜校,农民识字班的油灯亮了一夜又一夜。 两年后的七月,黄麻起义枪声骤响。郑位三担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带队攻打县城。起义虽因力量悬殊而受挫,却撕开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口子。当地老人回忆,小个子郑书记冲在最前面,红布袖章被枪火熏黑,只剩一个“工”字还能辨认。 1932年春,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被迫撤离大别山。张国焘一句“留一支钳制敌人”,郑位三主动请缨。当时的山林密布瘴气,他的父母都死在缺医少药的岁月里,可他没离开。他说:“我若走,大别山就熄火了。”短短两年,他拉出了六个独立游击师,五千余人。 1934年9月,中央命红25军北上。部队行前点名,三十三岁的郑位三是政治部主任,官不大,担子最重:宣传、筹粮、安抚伤病,样样离不开他。战士们喊他“位老”,这位自嘲“年纪轻轻就成老”的干部,只在行军歇脚时捧一本破《资本论》,边咳嗽边读。 进入陕北后,他又被留在秦巴山区继续牵制敌军,部队改番号红74师,师长叫陈先瑞。当时的无线电失灵了,陕北党中央与他们失去联络,一留就是整整十一个月。冬夜里,哨兵听见山谷回声“誓死不降”,便知道那是政委在给战士打气。 抗日战争爆发,新四军东进。他出任第四支队政委,驻守豫鄂边区。游击队白天破袭铁路、夜晚改造地道;敌人追得紧,他就让群众把炊烟洞口改成蚂蚁孔大小,硬是把一个小根据地维系到抗战胜利。 1945年抗战刚结束,国共和谈表面热闹,暗地刀光剑影。蒋介石调二十余个师包围中原。中原局代理书记郑位三、司令员李先念再度配合,“铁政委、火司令”成了对手的梦魇。1946年夏夜,中原突围总攻令下达,他站在田埂上,雨水打湿了军装:“同志们,闯过去,天亮就拨云见日!”几十万兵力被牵制,他自己却只带走一张写满烈士名单的小本子。 新中国成立时,他已患严重胃病、肺病,多次吐血。组织安排他休养,无具体职务。有人遗憾,却无人质疑。1951年,毛主席托江青赴汉探望,“苏联有好医生,让位三去治疗”,主席如是嘱咐。郑位三谢绝:“俄文不通,别给国家添麻烦,在国内治也一样。” 1953年病势加剧,王光美携带刘少奇的问候,请他北上。火车到北京西站,他一度因贫血昏倒,仍笑着说:“又麻烦组织。”两年后,国家统一工资制出台,毛主席批示:郑位三享副总理级。实际到手,比此前多了300元。北京普通职员月薪不过五六十元,可他分文不动。秘书不解,他轻描淡写:“那是党的钱,先得照顾最苦的人。” 黄安、光山、麻城,好几所小学的课桌椅因此换新;几十名无依烈属拿到抚恤。湖北省民政厅后来想给他写感谢信,被他挡回去,“别劳民伤财”。 1975年5月27日,他在解放军总医院病逝。遗嘱只有一句:“把我安葬在黄安南边的田埂上,离老区近一点。”组织最终把他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但特地挑了一块靠南的位置。追悼会上,李先念站立良久,只说:“位老一生不求显,却胜似显。” 郑位三的名字,也许没写进中学课本,但在鄂豫皖老区的祠堂门楣上,他的画像至今挂在正中。那是一张温和却倔强的脸,默默提醒后来人:身份可以没有,信仰和担当,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