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徐海东的上司，建国后写信要官被撤销职务，晚年仍崇拜主席 “1951年4月的一天早晨，毛主席看完来信后放下茶杯，轻声问身旁工作人员：‘季英同志怎么会写出这种话？’”——档案里简短的一句记录，为一位老红军的跌宕人生揭开了意外的转折点。那封信的落款是“戴季英”。在此前二十多年里，他一直是红25军里最活跃的政治领导者之一，徐海东也得听他号令；但短短几行字，却把他送进了政治低谷。原因很简单——他向党中央直言“请调更高职务”。 戴季英1906年生于湖北黄安，家境殷实，父亲盼他考功名，他却迷上了新思潮。私塾三年，小学四年，中学没毕业便跑去武汉听演讲，听得血脉偾张。1926年，他加入共青团，翌年“八七”会议后又接上中共组织线，成了黄安县委的骨干。黄麻起义前夜，他带着几十名青年在乡间连夜撒传单，挨家敲门动员。有人劝他：“小戴，县兵力强，你玩不起。”他回一句：“这火点燃了就灭不掉。” 1927年11月，黄安城攻下。局势急转直下，敌军反扑，戴季英与吴焕先杀出重围，钻进木兰山，拉起队伍打游击。山民记得，瘦高个的他爱抱着一把折叠纸扇，一边走一边讲战略，话音不大却透着股倔劲。1928年春，黄麻部队整编为红七军，他被推进党委，成为鄂豫皖苏区早期的“裁缝”——连社、区、县组织都要他亲手缝合。 闪光的另一面是阴影。1931年后，鄂豫皖苏区内部开始大肃反。戴季英当时分管政治保卫工作，也举起了“反AB团”的大旗。徐海东气得拍桌：“不能再杀了！”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最终仍有几十名干部被押赴刑场。后来徐海东回忆：“我拦不住，那是命令。”这一笔旧账，留在档案中，挥之不去。 1934年11月，红25军长征起步，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一路北上，缺粮少弹，他总结出一句土话：“前有敌，后有饥，腿快才有米。”士兵笑他“编顺口溜”，可真管用，队伍硬是在秦岭脚下甩掉追兵。1935年到达陕北，同刘志丹会师，部队改编为红十五军团。谁也没想到，新的肃反风波又起。戴季英再次站上风口，批准逮捕刘志丹。刘志丹淡淡说：“为了红军统一，我去。”十天后，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毛主席震怒，派王首道接管保卫局，对戴季英给予严厉警告。这是他仕途第一次断崖般下滑。 抗战爆发后，戴季英调入新四军，先后任第四支队副司令、政委。淮南山区剿“扫荡”时，他常背着小木箱走在最前面，箱里装的是《抗日战争概论》和干粮。战士问：“政委，书有啥用？”他回答：“人活着不光靠米，还靠主意。”1941年到延安，他把错误“当反面教材”，埋头学马列、学党史。毛主席看过他写的检查，只说一句：“好好干。” 1944年中原形势吃紧，中央决定在河南组建新的区委。戴季英被挑中当书记，王树声任河南军区司令，两人一文一武配合默契。日军豫湘桂会战期间，他们扭住敌人运输线，迫使日军抽调部队增援，前线将领对这支“麻雀小分队”颇为头疼。抗战胜利后，中原局成立，他升任副政委，与郑位三、李先念策划中原突围。密林、山谷、沼泽，部队连成三股蛇形，硬是从三十万敌围中咬开口子。周恩来在西柏坡接见突围干部时，一连说了七个“好”。 新中国成立，许多人摘下钢盔换上呢子服。戴季英被安排到开封，任市委书记兼陕甘晋省委书记。对熟悉军政大局的他而言，这个职务显得“小”。他先是闷头干了一阵，不久情绪低迷，终在1951年写出那封“要求担任河南省委书记”的私人信。有人劝他别急，他却认定自己“资历够、功劳大”。信递到中南海，毛主席斟酌后批示：“我党不要这种态度的干部。”结论很重：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消息传到开封，老部下愣住了。某晚，戴季英沉默地收拾行李，拎着旧军用包走出机关大门，再没有警卫跟随。多年后，他对知己说：“怪不得任何人。”在家乡务农期间，他白天割麦，夜里写笔记，反思“权力与初心”。外界批判不断，他一句顶回：“再大的错误，也挡不住我崇拜主席。”口气平静，眼神倔强。 1978年后，中央开始系统甄别历史遗留案件。1984年，组织为戴季英作出“基本肯定、个别错误”的结论，恢复名誉、生活待遇。有人问他最想干什么，他回答：“去延安看看。”不久，他真的踏上黄土高原，站在宝塔山脚，下意识地举手敬礼。陪同人员听见他低声自语：“这片土地曾救过我。” 1992年，陈再道写回忆录，特意加了一行：“季英同志晚年依旧坚定。”五年后，1997年夏，戴季英病逝。家属在遗体前放了一本他翻旧的《毛选》，扉页写着一句话：“人误我，我不误党。”这句话，也许是他一生最大的自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