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皇帝载淳继位后，赞襄政务王大臣行文知照吏、兵两部，今后所有谕旨由赞襄政务王大臣繕拟后，呈递皇太后、皇上用印发下，上钤用“御赏”印，下钤用“同道堂”印，传谕京师内外各衙门一体遵照执行。但慈禧太后不甘心仅在八大臣拟就的谕旨上钤印，她首先提出阅看奏报的要求，得到了八大臣同意了。 同样被排挤的奕訢也极度不满，试图通过政变回到权力中枢。首先，他不断加强与各国使臣的联系；其次，极力拉拢驻军于京津之间的胜保。1861年9月5日，奕訢以祭奠咸丰帝梓宫为由，从京师去到了热河行宫，在祭拜过咸丰帝后，又与两宫太后秘密会商，解除了两宫太后对西方国家的疑虑，又商定将北京作为政变的地方，最后还达成了以赞同垂帘交换辅政大权的计划。紧接着，奕訢又同他安插在热河行宫的亲信商定了具体的方略，择定9月12号，将军队集结于京师，9月23日将咸丰帝的梓宫运送回京。 1861年9月10日，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奏《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以“事贵以权，理宜守经”为由，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并另简亲王一二人辅政。两宫皇太后阅过奏折后，立即召见载垣等人，面谕照行。但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明发上谕《谕内阁皇太后垂帘听政并另简亲王辅弼均不可行》，以“不能听太后之命，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太后垂帘听政有违体制的理由予以驳回。对肃顺等人的上谕，两宫太后留中不发，而肃顺等人则以军机处停止办公以对抗，两宫被迫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