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开国中将孙毅，因何事向中央提一要求，中央考虑后批示：同意 “杨总，我认定了，政协常委的位子请一定给别人。”1982年10月的一天傍晚，总参一间不起眼的办公室里，78岁的孙毅盯着杨得志，语气笃定。时间定格在这句略显倔强的话上，也由此展开了老将军又一次“让位”的故事。 那年秋天，中共中央拟在政协系统压缩党员比例，更多吸纳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文件还没下发，总参党委顾问孙毅便提前找上门，主动提出辞去政协常委和委员职务。“我是老党员，更是老兵，让出名额是分内事。”他只给出一句解释。杨得志把他的请求转呈中央，几天后批示下达：同意。简短两字，却将这位从枪林弹雨中走出的中将，与职务、级别之间的最后一根纽带悄然剪断。 要读懂孙毅的这份“倔强”，得从他的青年时代说起。 1904年寒冬，河北大城县一处院落里，孙家添了个瘦小男婴。童年尚未结束，家道已落，私塾念不过几年就被迫辍学。为了活口，他跑过天津码头，也在上海滩给洋行扛过麻袋，始终混不出头。穷途末路时，哥哥那句“做车夫都比吃闲饭强”刺进心里，他拎着一个破布袋转身投了西北军。从此，兵营替他开启另一条漫长道路。 入伍不久，一场恶疟让他几乎脱了相，只剩下满脸杂草似的黑胡子。多人劝他剃掉，他偏不。“身上的肉都能掉，义气不能掉！”这把胡子后来竟成了外号，“孙胡子”由此流传。 西北军里，赵博生出手把这个穷小子拉到身边。老乡加上共同的操练苦，二人感情甚笃。赵博生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后，思想戏剧性转向，也把孙毅带上另一条路。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策动二十六路军在宁都举旗起义，1.7万人骤然转向。孙毅所在的师长李松昆犹豫不决，孙毅干脆带着部分官兵单独列队，跟着红旗走。 进入红军，他马上碰到“纪律与胡子”的矛盾。一天朱德迎面拦住他：“红军不许留胡子，你怕处分吗？”孙毅咧嘴：“不怕。”随即把当年“胡子誓言”讲了遍。朱德哈哈大笑：“行，你就说我和毛主席特批的。”从此，“孙胡子”光明正大地留了下来，甚至被拉到文艺队客串反派，一笑解千愁。 长征前夕，又来一桩插曲。教导师师长张经武告诉他，被取消骑马资格——德国顾问李德用蓝铅笔划掉了他的马，“白军起义来的不能骑”。张经武气愤难平，他却拍拍大腿：“两条腿够用，不掉队。”事实证明，他不仅没掉队，还在漫长征途中专门照顾掉队伤病员。 抗战、解放战争相继爆发，孙毅虽多在后方院校、参谋岗位，却也历经炮火。1953年“五一”庆典，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东侧观礼台，心中却挂着疑惑——罗瑞卿一上午的目光像钉子。数日后他在《保卫工作通讯》里看到香港“孙毅”特务案才恍然：原来自己被当成可疑对象。案件真凶落网后，组织并未向他多提一字，他只在日记里写下八个字：信党、信群众、莫多言。 两年后授衔，按初步方案他排在上将名单。孙毅却给党中央写信：“功少位高，不安；自请降两级，授少将足矣。”文件传到军委，叶剑英批道：“精神可嘉，授衔仍当从公。”最终确定为中将——这是授衔中唯一自降两级仍被挽留的例子。 进入七十年代，孙毅手里职务不少，却从不用“待遇”二字说事。唐山大地震那夜，他坚持把家里院落让给灾民，警卫连夜打地铺。有人劝他年过七旬需要休息，老将军摆摆手：“人多着急，我睡得着？”后来灾民搬离，他再三嘱咐司机：“院门常开，谁有难处就进来。” 最有名的一回，是两个女儿“顺走”家里吉普去看电影。深夜，车灯晃进院门，孙毅已经反锁大门。姐妹俩外加司机被晾在寒风中，直到第二天他才开门，板着脸说：“车是公家的，不是给子女抖威风的。”随后写检查，一家三口半月轮流去机关扫院子。身为父亲，军事家之严也至此可见。 1981年至1984年，他三次递交辞呈，理由只有一句：“组织需要年轻人。”中央起初挽留，但孙毅的态度愈发坚决。1982年10月，中央关于政协组成人员调整的决定传出，他再次抢在正式通知之前表态退位，终获批准。告别那天，他只带走一支钢笔、一摞旧笔记本，没允许警卫为他张罗欢送会。 离休后，老将军几乎把全部热情投入青少年教育。北京的中学、大学收到他的“义务辅导”申请单，常常一星期排三场报告。学生问：“您如今最大心愿是什么？”孙毅端坐讲台，胡子更白，声音却不老：“活着一天，就把军人的骨气、共产党员的担当讲一天。” 2003年5月12日，百岁寿诞，防部长迟浩田登门致贺，嘱托他成为“解放军第一位百岁将军”。老人在掌声中端起茶杯，眉梢带笑：“还能再干点事就好。”两个月后，孙毅病逝北京，家属遵其遗愿，一切丧仪从简。 回头看，孙毅一生三次“让”字：让马、让衔、让位。马可以失，步伐不能停；衔可以低，责任不能减；位可以让，初心不能忘。中央那年在批示里只写了“同意”两字，恰好与老将军行事风格相映——简练、坚决，从不耽搁。他用实际行动给后人留下一句并不响亮却足够动人的告诫：名利身外物，国家与人民才是终生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