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宣布！   8月5日，澳大利亚政府宣布接受日本三菱重工的投标，以100亿澳元（约65亿美元）采购11艘“最上”级护卫舰，其中3艘在日本建造，2029年交付，2030年投入使用，剩余8艘在澳大利亚西部本土建造，旨在替换现役的“澳新军团”级护卫舰。   澳大利亚此次选择日本作为主要合作方，与近年来其国防战略的调整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澳大利亚海军主力是上世纪90年代服役的“澳新军团”级护卫舰，该舰满载排水量仅3600吨，配备MK-45舰炮和MK-41垂直发射系统，主要执行近海防御任务。   随着中国海军远洋能力的提升和印太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澳大利亚迫切需要提升水面舰队的作战半径和多任务能力。“最上”级护卫舰满载排水量达6200吨，配备32单元垂直发射系统，可发射防空、反舰导弹，续航里程达1万海里，舰员仅需90人，在隐身设计、信息化水平和远洋适航性上均显著优于“澳新军团”级。   澳大利亚国防部直言，此举是为“打造一支规模更大、杀伤力更强的水面作战舰队”，以应对“二战以来最复杂的地缘战略环境”。   日本作为此次交易的卖方，将其视为防卫政策调整的重要里程碑。2014年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逐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此次11艘护卫舰的采购是日本自政策调整以来金额最大的军售案。   日本防卫相中谷元明确表示，这一合作将“加强日澳美三方联合行动与互操作能力”，三菱重工为赢得订单甚至成立政府与企业联合工作组，可见日本急于通过军事技术输出提升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感。   值得注意的是，“最上”级护卫舰采用模块化设计，前3艘在日本建造可确保技术标准统一，后续8艘在澳大利亚本土生产则涉及技术转移，这种“先示范后本地化”的模式与日本向菲律宾出口雷达系统、与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机的策略一脉相承，旨在构建横跨太平洋的军事技术链。   美国虽未直接表态，但作为澳日共同的盟友，其战略意图贯穿其中。澳美日同为“四方安全对话”（Quad）成员，此次合作可视为美国推动印太地区“军事一体化”的重要一环。   美国海军近年频繁与澳日开展联合军演，2024年9月美澳日三国舰艇在帝汶海进行反潜、反舰协同训练，凸显三方在战术层面的默契。澳大利亚选择日本而非传统欧洲供应商，某种程度上也是向美国递交的“投名状”——此前澳方曾因核潜艇项目陷入舆论漩涡，此次护卫舰采购可视为对美日同盟的再平衡。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指出，澳大利亚增强海军投射能力将“填补区域安全空白”，与美国在南海的“自由航行”行动形成呼应。   中国对此保持高度关注。蒋丰等分析人士指出，“最上”级护卫舰的隐身设计和远程打击能力明显针对中国海军的远洋作战体系，尤其在南海和台海方向可能构成新的挑战。   中国外交部虽未直接回应此次采购，但在2024年7月日本军舰擅自进入中国领海事件中，中方曾严正交涉，强调“外国军用船舶进入中国领海须经批准”。   军事专家认为，澳大利亚此次采购可能加速地区军备竞赛，中国需在加强远洋防御能力的同时，通过外交渠道重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立场。   澳大利亚国内反应呈现矛盾性。政府宣传称本土建造8艘护卫舰将创造“数万个高技能岗位”，并带动西部造船业发展，但反对声音同样存在。工党内部对“奥库斯”核潜艇项目的批评已延伸至防务采购领域，部分议员质疑同时推进核潜艇和护卫舰项目会导致资源分散。   地区安全格局因此次交易悄然改变。日本通过军售强化与澳大利亚的绑定，其海上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有望从东海扩展至印度洋，与美国在关岛、新加坡的军事存在形成呼应。   韩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虽未直接表态，但近年纷纷加速海军现代化：韩国推出“忠南”级护卫舰，印尼与德国合作建造F-350型护卫舰，这种连锁反应可能重塑印太地区的力量平衡。   俄罗斯虽未公开评论，但作为传统军事技术输出国，其在澳大利亚防务市场的份额被日本挤压，未来可能通过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寻求平衡。   从经济角度看，这笔交易充满非理性因素。澳大利亚国防部评估显示，德国蒂森克虏伯的MEKOA-200型护卫舰在成本和技术成熟度上更具优势，但日本方案因“战略契合度高”最终胜出。   日本为促成交易，甚至同意将部分关键技术向澳方开放，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身装备体系的保密性。澳大利亚则需在2026年前完成合同谈判，确保本土船厂具备建造能力，而其造船业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能否按时交付8艘护卫舰尚存悬念。   此次军购的深层逻辑，是澳大利亚在中美博弈中选择“选边站队”。自2023年《国防战略评估》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后，澳大利亚在军事上全面倒向美日阵营，从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到加入“奥库斯”，再到此次护卫舰交易，其国防政策已完全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