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 10 月 1 日，杀害我党 300 多条人命的杨虎，登上了天安门，参加开国大礼，然而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在 1958 年他又被判了死刑，这是为何？   天安门城楼下的欢呼声浪里，杨虎的皮鞋后跟碾着青砖地面，发出细微的声响。 他穿着一身簇新的中山装，领口系得一丝不苟，可紧握栏杆的手背上，青筋还是暴露了内心的不平静。 不远处，几位曾亲历 1927 年上海血案的老同志正低声交谈，目光扫过他时，带着毫不掩饰的警惕。 他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 这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刽子手，凭什么站在这里？   那年春天，上海公馆的地下室里还弥漫着潮湿的霉味。杨虎蹲在密道入口，听着外面特务的搜查声越来越近，对着里面轻声说：“张先生，再忍忍，解放军就快到了。” 密室里，张澜和罗隆基蜷缩在角落，呼吸都放得极轻。这已经是特务第三次上门，蒋介石的密令措辞越来越严厉：“务必肃清乱党，斩草除根。” 杨虎摸着腰间的手枪，突然想起二十多年前，自己也是这样拿着命令，指挥军警闯进上海工人纠察队的驻地。   1927 年的上海滩，雨丝混着血腥味飘在闸北的街巷里。杨虎站在警备司令部的二楼，看着楼下卡车装满被捕的共产党人。 其中一个穿着长衫的年轻人拼命挣扎，喊着 “打倒反革命”。后来他才知道，那是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 手下问 “怎么处置”，他呷了口茶，吐出三个字：“就地办。” 那天夜里，龙华监狱的枪声断断续续响到天明，327 具遗体被草草掩埋，泥土上还留着未干的血迹。 那时的他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自己会为保护另一群 “乱党”，与蒋介石彻底翻脸。   开国大典的礼炮声惊醒了杨虎的走神。他望着广场上飘扬的红旗， 忽然想起 1949 年 4 月，周恩来派人捎来的那句话：“过去的账，我们记着；现在的功，我们也认。” 正是这句话，让他拒绝了蒋介石赴台的电令，留在上海等待解放。解放军进城那天，他站在公馆门口。 看着穿灰布军装的队伍整齐地走过街道，突然觉得当年在永丰舰上护着孙中山冲出炮火的勇气，好像又回来了。 那是 1922 年，他还是个二十多岁的警卫总队长，凭着一股悍劲从陈炯明的包围圈里杀出一条血路，也因此成了蒋介石的结拜兄弟。   住进北京恭王府的日子，杨虎总爱向来访的人炫耀墙上的老照片。照片里，他和孙中山、蒋介石并肩而立，军装笔挺，意气风发。 “当年我救总理于危难，” 他常拍着胸脯说，“论功，我该有个位置。” 可当他向政协提出任职要求时，得到的回复总是 “安心休养，勿谈国事”。这种冷落像根刺，扎得他坐立难安。 1955 年，儿子杨安国从台湾回来，带回蒋介石的口信：“既往不咎，盼助反攻。” 他藏在书房里，用针扎破手指，在绢布上写下 “愿为内应” 四个血字，托日本侨民小山美智子送出城。   那封血书最终落在了公安部长罗瑞卿的办公桌上。文件袋上的火漆印还没干透，里面的绢布带着暗红色的血迹，刺眼得很。 罗瑞卿翻看着附卷的证据：杨虎与台湾特务的通信记录、小山美智子的供词、银行账户里突然多出的一笔侨汇…… 他捏着眉心叹口气，想起周恩来曾说 “给他机会赎罪”，可这机会，终究被杨虎自己丢了。   1958 年的法庭上，杨虎的头发已经全白了。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时，他始终昂着头，直到听到 “1927 年参与屠杀共产党人 327 名”，肩膀才微微垮了一下。 辩护律师提到他 1949 年营救民主人士的功绩，请求从轻判决，公诉人立刻拿出那份血书：“功是功，过是过，叛国之罪，不容抵消。” 当审判长宣布 “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时，他突然笑了，声音嘶哑：“我早该想到…… 早该想到……”   秦城监狱的铁窗糊着一层薄冰，杨虎常对着窗外的枯枝发呆。 有次狱警送来报纸，上面登着纪念陈延年烈士的文章，他看了很久，突然剧烈咳嗽起来，痰里带着血丝。 1966 年他弥留之际，对前来探视的旧部说：“上海的血，北京的错，都是债……” 话没说完，就咽了气。   天安门的红旗依旧在风中飘扬，当年观礼台上的身影早已消散。杨虎的故事，像一道深刻的刻痕，留在历史的书页里。 它提醒着每一个人，历史或许会给人改过的机会，但绝不会宽恕背叛；能被铭记的，从来不是一时的投机，而是最终站在正义一边的选择。 参考来源：西陆网2023年5月31日 关于“蒋介石拜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