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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埃及政府推出廉价大饼解决国民问题,一张饼价格只有人民币一毛钱,但每天

1984年,埃及政府推出廉价大饼解决国民问题,一张饼价格只有人民币一毛钱,但每天只能限购五张。时至今日,埃及老百姓每天几乎离不开了这香浓可口的大饼。 你没听错,就是那种刚出炉、热气腾腾、麦香扑鼻的大饼。这东西在埃及,可不单单是填肚子的食物。在当地的阿拉伯语里,“大饼”这个词,发音是“Aish”,而这个词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生活”或“生命”。把“大饼”等同于“生命”,这事儿,全球估计也就埃及独一份了。 这等于说,埃及超过一半的人,吃饭这件事上,几乎是不用花钱的。 时间拉回到1977年,那时候的埃及总统萨达特,想搞经济改革,听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大刀阔斧削减商品补贴。这福利大饼的价格,一夜之间就从0.05埃镑涨到了0.1埃镑。就这微不足道的涨幅,换算成人民币也就涨了几分钱,结果捅了马蜂窝。 消息一出,整个埃及都炸了。开罗、亚历山大等几十个城市,数十万愤怒的民众走上街头,高喊着“我们的早餐在哪儿?”“埃及人民在挨饿!”的口号。这场骚乱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79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经济损失惨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1977年大饼骚乱”。 最后的结果呢?萨达特政府顶不住巨大的压力,仅仅三天后,就宣布撤销涨价决定,恢复原价。从那以后,这大饼的价格就成了埃及历任政府心里的一道坎,谁也不敢再轻易去动它。哪怕后来埃镑大幅贬值,国际粮价飞涨,这张饼的价格依旧雷打不动。 涨价四倍,听起来很吓人,但实际上绝对值依然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可对许多埃及家庭来说,这就像退休老人阿卜杜勒-萨拉姆艾哈迈德说的那样:“就像在平静的水中扔下了一块石头。”他担心的不只是饼价,更是害怕这是一个开始,接下来水、电、油、糖,这些生活必需品会不会跟着涨。 政府当然知道民众的担忧。这次涨价,他们也是被逼到了墙角,实在是没办法了。埃及是个典型的“沙漠之国”,96%的国土是沙漠,耕地极少,人均不到半亩。每年需要的小麦,一大半都得从国外进口,主要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前些年俄乌冲突一打,国际粮价飙升,埃及的财政就扛不住了。再加上沉重的外债和本币贬值,再不开源节流,整个国家的经济就要崩盘。 其实在正式涨价前,政府已经想了些“曲线救国”的办法。比如从2020年开始,悄悄给大饼“减肥”,每张饼的重量从130克减到了90克。分量少了,变相也等于涨价了。 如今,现任总统塞西开启第三个任期,经济改革是头等大事。这次涨价,可以说是一个迫不得已但又必须迈出的一步。用埃及总理马德布利的话说,政府持续多年的补贴水平已经难以为继了。 但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埃及社会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巨大的贫富差距。 我在埃及的时候,对此深有体会。对于那60%依赖福利大饼的民众来说,大饼就是安全感的来源。一位叫阿米拉的家庭主妇告诉我,她丈夫收入微薄,付完房租水电和孩子学费就所剩无几,每顿饭能有蔬菜就算奢侈,大饼是他们活下去的底气。 可与此同时,在开罗,你也能看到另一番景象。在一些装修考究、服务周到的西餐厅里,一份鸡肉卷加沙拉就要260埃镑,折合人民币37元左右。这顿饭的价格,可能是一个普通工厂女工一天的工资。更有趣的是,这些餐厅里,菜单是全英文的,服务员讲英语,连卫生间的执勤表都是英文的。仿佛这里的精英阶层,在尽力与他们身处的这个阿拉伯国家撇清关系。 而在一些更“网红”的本地餐厅,一份炖牛肉套餐能卖到535埃镑,合人民币76元,价格直逼中国的一线城市。来这里消费的,大多是埃及本地的中上层人士。 埃及的人口还在以每年2%的速度飞速增长,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水资源日益紧张。那个宏伟的“新三角洲计划”,想在沙漠里再造一个农业区,也需要天量的投资和时间。这张维系了数千万人“生命”的大饼,未来还能不能继续得到补贴? 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张不起眼的大饼,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仍将是观察埃及社会稳定与否最直观的晴雨表。它承载的,早已超出了面粉和水的重量,而是亿万埃及人最基本、也最脆弱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