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冬天，钱瑛受中央安排到甘肃考察，从张掖地区考察完毕，前往高台县的路上，司机迷路，突然发现前面沟里有烟轻轻飘出，就开着车往有烟的地方走，到了地方才知道，这就是著名的夹边沟劳教场。

夹边沟处于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当时是甘肃省的一个劳教场，距离酒泉三十余里。

而这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农场，就好是地图上刻意模糊的坐标。

当钱瑛的吉普车因司机迷路闯入这片禁区时，龟裂的盐碱地上正蜷缩着近三千名“右派”。

他们有的曾经是教师、工程师、或者地方干部，但是此刻却裹着破絮单衣，每日仅靠七两口粮维系生命。

当钱瑛的棉靴踩上冻土时发出碎裂声。

她看见墙根下晒着太阳的老汉，怀里紧抱冻硬的窝头，那窝头硬得能把牙给崩碎，即使是这样这没有人舍得啃食，只敢用体温慢慢焐软。

农场干部看到这搓着冻红的手解释“物资紧张”，但是话还没说完就便被钱瑛截断。

1948年大别山突围，我们杀战马给伤员煮汤时，没说过‘物资紧张’就该冻死人！

此时她年轻时在洪湖打游击的锐气此刻再度迸发，当即下令卸下吉普车上的干粮和毛毯。

而钱瑛出生在湖北咸宁的一个普通人家，谁也想不到这个女婴日后会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监察部长。

她从小家境贫寒，但是他的父母却坚持让她读书，他们觉得只有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即使家里再穷再苦也不能哭苦了孩子。

就这样她白天学《女儿经》，晚上就着油灯做针线活补贴家用。

1924年考上省立女师后，她结识了董必武、陈潭秋和钱亦石这些进步人物。

他们的进步思想像火种一样，点燃了这个乡下姑娘的革命热情。

之后在1927年加入中共的钱瑛，曾在洪湖组建游击队，被百姓传说为“贺龙的妹妹”。

那时候的她带队员穿行芦苇荡，用土炮阻击白军船只，如今监察部长的旧棉袄下，还残留着南京监狱烙铁烫伤的疤痕。

当农场管教干部阻拦分发物资时，钱瑛的质问直刺要害，我在洪湖见过地主家的长工喝热粥，共产党的农场倒让人啃冻窝头？

只见她蹲身握住一位老教师皲裂的手，那手如枯枝般颤抖。

这让她想起1931年丈夫谭寿林就义雨花台前写给她的血书，杀头当作风吹帽，坐监也要闯上天。

此刻她闯的，是比监狱更森严的体制壁垒。

当晚钱瑛直抵兰州省委，此时的会议室暖气蒸腾，但是她却推开窗，让戈壁寒风灌入会场。

夹边沟的炊烟是焚尸烟！每天饿死的人用草席卷着埋，坟头白茅草像招魂幡！

她摔出记满数据的笔记本，2847人中已有432人死于浮肿病，幸存者因吞食草籽腹胀如鼓。

于是官僚机器的齿轮开始逆旋。

钱瑛亲自坐镇调度，酒泉地区所有公交车被征调转运人员。

她致电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里，夹着幸存者咳血的录音磁带。

十天后，首批800名劳教人员登车时，有人突然扑向钱瑛的吉普车嘶喊，告诉主席！我们能种麦子！

他们是农技专家，但是却在盐碱地里徒手拔草三年。

而这场救援成为钱瑛监察生涯的缩影。

早在武汉任中南局组织部长时，她曾彻查黄永胜亲戚冒名开设的烟馆。

任监察部长后更平反安徽李世农冤案，顶住压力否决“贪污一船盐”的荒唐指控。

在夹边沟，她发现农场账本记载“月供粮三十斤”，实际却被层层克扣至半。

当省委干部辩称“全国困难”时，钱瑛指着他腕上瑞士表冷笑，饿死人的地方，干部手表倒准时！

之后她将监察利剑插进灾荒腹地。

随后的调查报告催生1960年西北局兰州会议，甘肃省委班子改组，夹边沟农场次年关闭改建林场。

幸存者中后来走出中学校长、抗旱小麦育种专家，而他们珍藏的共同记忆是，戈壁夕阳下，那个裹旧棉袄的身影站在吉普车顶，目送车队驶向生路。

2010年，作家杨显惠在定西走访最后一批幸存者时，总有人颤巍巍翻开褪色笔记本，纸页间夹着干枯的骆驼草，旁注“钱部长给的粮票换的馍”。

此刻夹皮沟金矿正转型工业遗址，井下1500米坑道与戈壁林场遥相呼应，共同诠释着“金色国度”的双重含义，既是地底的黄金矿脉，更是人性不灭的光泽。

如果当时司机没有迷路，如果当时她没有深究这个事情，那2847个生命会是什么结果？

只是没有如果这一切都是上天的意志，向铁面无私的女包公钱瑛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