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在印尼教书的刘峙，给台湾的好友顾祝同写去求助信。顾祝同去找老蒋说：“让一个上将滞留于爪哇，传出去也不好。”
1949年秋日的香港码头人头攒动，曾经威风凛凛的国民党上将刘峙拎着两只皮箱，带着三姨太黄佩芬和四个孩子挤上远洋客轮。
这位在徐州战役中折戟的"福将"，此刻望着维多利亚港的霓虹，心头五味杂陈。他怀里揣着多年积攒的二十根金条，盘算着如何在南洋重起炉灶。
轮船在南海颠簸七日，刘峙一家刚踏上雅加达土地就遭了劫。六个持枪歹徒在海关通道拦住他们，领头那人操着闽南腔调："刘长官别来无恙？"
瞬间金条被搜刮走半数，连黄佩芬的翡翠耳坠都没能幸免。
更糟心的是印尼军警的盘剥，每过一道哨卡就要交"买路钱"。
等安顿进唐人街旅店时，家当已十去七八。
茂物市的石板街上，黄佩芬挎着菜篮经过华侨小学公告栏。
招聘启事上"国语教员"四个字让她眼睛发亮，当晚便央求丈夫去试试。
刘峙摸着剃得发青的下巴苦笑："我堂堂陆军二级上将，去教小毛头识字？"
话虽如此，第二天他还是换上唯一体面的灰布长衫，在校长室里把保定军校的文凭拍得啪啪响。
课堂上的粉笔灰呛得刘峙直咳嗽，但说到"中原大战"时他腰杆挺得笔直。
六年级的孩子们瞪大眼睛，看这个矮胖老头用粉笔在地图上画出黄河防线，连校长都扒在窗户边偷听。
三个月下来，刘峙的月薪从三十五盾涨到五十盾，足够买二十斤白米和半扇猪肉。
黄佩芬改教音乐课后，夫妻俩的薪水加起来能让五个孩子每周吃顿肉汤面。
平静日子没过两年，茂物街头开始出现反华标语。
有天夜里，砖头砸碎了教室玻璃，刘峙摸着冰凉的碎玻璃碴，连夜给台北写了三封信。
他最懂老长官顾祝同的心思，信里特意写道："南洋报纸常来采访，问及当年中山舰事件..."这话戳中了蒋介石的痛处。
三个月后，台湾来的电报躺在校长办公桌上，盖着"总统府"的鲜红印章。
基隆港的咸腥海风里，刘峙接过"战略顾问"的委任状时手有些抖。
这份闲职月薪八百新台币，比他在印尼的教师收入高出五倍。阳明山的小院里，他白天誊写《我的回忆》，晚上就着花生米听广播。
有次胡宗南来访，看见书稿里写"杜聿明贻误战机"，当场摔了茶杯："老师怎能如此颠倒黑白！"
1965年梅雨季节，黄佩芬的咳喘再没好转。
葬礼那天下着毛毛雨，刘峙固执地不许打伞，任雨水顺着皱纹淌进领口。
六年后的深秋，糖尿病并发症把他困在荣民总医院的病床上。
临终前他盯着天花板，恍惚看见保定军校的樱花，听见蒋校长在黄埔的训话，最后定格在茂物小学的讲台——那里曾有个胖老头，用粉笔画出半生戎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