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邓小平派人请张学良回大陆，张：回大陆可以，但我有三个要求！   那年春天，北京的决定非常果断，张学良在美国偶然的一句“想回家看看”，迅速传到了邓小平耳中。   中央几乎没有犹豫，这次任务落到了吕正操身上，吕正操带着邓小平的委托，从北京飞往旧金山，再转纽约，当他走进贝太太的家时，张学良早已穿戴整齐，站在门口等着。   他一眼认出吕正操，两位白发将军四目相对，握手时久久无语。   真正的重头戏发生在曼哈顿一家瑞士银行的经理办公室里，张学良几乎是贴着信纸，一字一句读完邓颖超的来信，等他合上信纸，说了句“我很想回去”，屋子里顿时安静了几秒。   他并没有马上答应，而是提出了三个条件：回去不见记者、不搞欢迎、不用恭维，他说自己是平头百姓，不想搞特殊。他甚至半开玩笑说：“老百姓认出我来围住我，那我乐意。”   这三个要求乍一听像是低调，其实是种试探，他并不想这次归国被用作任何政治操作，尤其不愿让台湾方面拿来做文章。   当年的纽约并不温暖，可在贝太太家中，情感的温度远超常人想象，张学良和吕正操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着几十年前的寿幛与京剧带，那些属于战友情、兄弟义的回忆，一幕幕重现。   吕正操问起当年的西安事变，张学良只说：“我做得不够，”这并不是自责，而是一种一生未竟的遗憾，他没能真正抗日上阵，这成为他晚年最大的一道心结。   赵一荻的态度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现实障碍，她那时候身体已经很差，心脏不好，不能长途飞行，张学良原本考虑独自回大陆，但赵一荻明确表态，夫妻不分离。   她的情绪很复杂，几十年软禁生活让她对政治有着警惕和疲惫，也对大陆存在许多担忧，这不是简单的夫妻关系，而是一种彼此生命最后阶段的依托。   张学良也确实对自由没有多少信心，西安事变之后，他被软禁了整整半个世纪，从南京到黄山、从凤凰山到阳明洞，再到台湾，他的生活不是囚笼就是看守所，只是外表不同罢了。   1990年以前，他连公开露面都做不到，更别说自由出入，这种经历在他身上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也让他在面对“回家”这个决定时，一再踟蹰。   当晚饭后散步时，吕正操劝他，你不回来，后人永远不知你这颗心，张学良只是沉默，他没有否定，也没有点头，他知道，眼前的选择不只是一次旅行，更像是与自己命运的和解。   张学良最终没能踏上归程，1991年那年夏天，日本天皇访华的消息传到美国，他得知后立刻决定取消行程，他觉得自己若在同一时间返乡，难免引发外界联想，甚至让人误解成某种政治交易。   回乡的愿望没有熄灭，只是被现实一步步拉远，1993年，张学良和赵一荻搬去了夏威夷檀香山，他选了海边的一套房子，推开窗户就是太平洋。   虽然身体越来越差，心里却还是常常念着东北的老家，有时夜深人静，他会对着窗外的海说一句：“我想再看看沈阳，”但说完也就罢了，从不继续。   赵一荻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两人是几十年相依为命的伴侣，不管遭遇多少风波，从未真正分开。   他早已不是当年的“少帅”，也不再是那个敢扣蒋介石的将军，他是一个年过九旬、漂泊半生的老人。   面对纷扰的现实，他选择了安静地退场，但即便远在异国，他从未和故土断开过联系，他曾多次表示，如果身体允许，一定要去看一眼父亲的坟，还有母亲住过的老屋。   而他提出的“约法三章”，尽管多年未启用，却始终被北京方面保留着，无论时局怎么变，这三个条件从未被推翻，也没人试图修改。   张学良的一生，很难用简单成败去定义，他二十岁出头时已是奉军高级将领，二十七岁接掌东北三省，二十八岁宣布“东北易帜”，从军阀转向“中央”，那时的中国，还分裂得厉害。   他那一步，让中国从纸面上的统一，真正有了实质进展，这份胆识，不是谁都能拿得出来的。   他年轻时极具魄力，雷厉风行，1929年，他亲自下令处决杨宇霆和常荫槐，两位辅佐其父多年的元老，在外人看来，这是狠辣之举，但在当时的东北局势下，他若不动手，恐怕根本稳不住。   中东路事件是他的失利，他想借强硬姿态收回国家利益，却被苏军打得节节败退，这场挫败不但削弱了东北军声势，也让他意识到，仅靠激情与胆量并不能抗衡国际列强。   到了1930年中原大战，他主动出兵支持蒋介石，助其统一中原政权，自己的政治地位也随之登顶，可越往上走，他越发现，他与蒋并不是一路人。   两年后，他执行“剿共”不力，东北军折损严重，却得不到中央增援，他明白，如果再继续跟着走，迟早变成别人的炮灰。   西安事变是他最重要的一场豪赌，他知道扣押蒋介石的后果，也知道一旦失败，自己下场不会比死轻松，但他还是做了。   因为在他心里，抗日才是正事，内战必须终结，他没有后悔，他晚年常说，若不是那一扣，中国可能真的会散掉，我是用一生做担保的，这是他曾说过最重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