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问王稼祥：我始终想不明白，我军只有3万人马，凭什么能战胜几十万强敌？王稼祥得意一笑：“就凭毛泽东的一副对联！这可是我军战胜强敌的一大法宝！” 长征是红军在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下的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人数约八万六千人，携带大量物资。国民党部署数十万兵力，层层设防，意图全歼红军。初期阶段，红军按照原有计划北上，遭遇湘江战役，损失惨重，人数锐减至三万余人。 领导层内部存在分歧，博古和李德坚持直线推进，导致部队陷入被动。红军被迫调整方向，转向贵州，避免主力碰撞。这种转移并非盲目逃跑，而是基于游击原则的灵活应对。 毛泽东提出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源于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经验总结。它强调避实就虚，保存实力，通过机动战术消耗敌人。 这一方针在长征中逐步应用，帮助红军摆脱包围圈。国民党军队虽装备先进，但追击中疲于奔命，难以捕捉红军踪迹。红军利用地形优势，多次穿越河流山岭，逐步恢复元气。 通道会议是长征中一个重要转折点。1934年12月，在湖南通道县，中央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原有计划是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毛泽东建议西进贵州，避免国民党在湘江的埋伏。 张闻天和王稼祥支持这一提议，推动会议决定改变行军路线。这次调整让红军避开重兵布防，进入相对薄弱的贵州地区。十六字诀在此开始发挥指导作用，红军不再硬拼，而是通过退却引诱敌人深入。 国民党部队跟进时，红军小股部队进行扰乱，破坏补给线。敌人疲惫之际，红军选择时机反击，夺取局部胜利。追击阶段，红军紧咬不放，扩大战果。这种战术循环运用，使红军从被动转为主动。 通道会议后，部队士气有所回升，领导层认识到原有策略的失误。博古和李德的指挥方式受到质疑，但会议未彻底解决领导问题。红军继续西进，准备更全面的总结。 遵义会议标志着红军领导的重大变革。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分析湘江战役失败原因，批评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 张闻天作反对报告，毛泽东系统阐述战略失误，并提出纠正措施。王稼祥等支持毛泽东观点，推动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周恩来协助军事指挥，会议结束博古的最高责任人地位。这次会议后，红军战术更趋灵活。四渡赤水是十六字诀应用的典型范例。 红军在赤水河来回渡河，迷惑国民党主力。第一次渡河退却，引敌追击；驻扎时扰乱敌营；敌人疲劳后发起攻击；敌退时追击扩大成果。这种反复机动，让国民党部队空扑多次，消耗大量资源。红军借此南渡金沙江，摆脱追兵。 娄山关战斗中，红军突袭敌侧翼，重创对手，巩固阵地。这些行动体现了以弱胜强的原则，红军人数虽少，但通过策略弥补劣势。国民党内部协调不力，进一步放大红军优势。 长征后期，红军继续运用十六字诀，穿越雪山草地。面对自然险阻和敌军阻击，部队分批行动，小股扰敌，保存主力。会宁会师后，红军三大主力汇合，奠定西北根据地基础。 这一万二千五百里征程，不仅保存革命力量，还传播革命火种。十六字诀从游击战原则演变为整体战略指导，影响后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它强调机动性，避免硬仗，适用于力量悬殊的冲突。红军胜利在于正确路线和群众支持，脱离群众的国民党难以持久。 长征经验证明，战略智慧胜过单纯兵力。张闻天、王稼祥在关键会议中的作用，推动了路线转变，确保红军生存。博古和李德虽有失误，但作为历史教训，促进了党内团结。长征结束时，红军虽减员严重，但核心力量保存完整，为新中国成立打下基础。 十六字诀的内涵在于辩证思维。它不是僵化公式，而是根据敌情灵活调整。敌进我退，避免消耗；敌驻我扰，保持压力；敌疲我打，抓住弱点；敌退我追，扩大优势。这种循环战术，源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了传统兵法精髓。长征中，红军多次面临绝境，但通过这一方针，转危为安。 国民党虽有飞机大炮，但地形复杂和补给困难成为其软肋。红军利用山区河流，实施游击，逐步扭转局面。后期在陕北，红军建立根据地，吸引更多力量加入。长征不仅是军事转移，更是政治动员，沿途宣传政策，赢得民众支持。这与十六字诀相辅相成，形成综合优势。历史表明，胜利依赖正确领导和科学方法，而非人数多寡。张闻天等人在长征中的贡献，体现了集体智慧的重要性。
